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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是人们无法割舍的情结。这种情结，常常来自对现实的失望或不满。最近，赶上开学季，看见有媒体平台在推介西南联大的国文课。又让我想起几年前，叶圣陶的《开明国语课本》突然风靡、引发热议和热销的故事。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不仅没有随着那个遥远的年代远去，还能重新受到欢迎，令人较之现在的课本，发现其种种长处。不知是欣慰多一点，还是无奈更多？人们怀念的，当然不只是一本教材。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从那个时代走出的人，大多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成就与理想，总能让我们带着敬意去重温。那时候的初小国语课本，第一页上，老师穿着长袍站在校门口，学生敬礼鞠躬，老师还礼。这是孩童入校的第一堂课，也是最基本的文明。旁边只有两行字：一行是“先生早！”一行是“小朋友早！”那时候的老师，叫“先生”。至今听起来，仍是尊敬而亲切的。过去几十年里，人们的称呼变来变去，反反复复。“先生”有了许多其他词义。但是，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先生”一词，第一解释仍是“老师”。在教育界，人们还是会把资深的、德高望重的老师，称为“先生”。只是，过去的学生不多，教师不多，先生却不少；现在，学生很多，教师很多，但似乎没几个人担得起“先生”了。教师，成为一种职业。先生，更包含了人生修为和行为世范。先生，是学业的长者，也是做人的榜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国之命脉。近现代中国，虽战乱纷争，但是人才辈出。先生，为国民教育，承担着一份薪火相传的理想。望着先生们的背影，我们知道，先生之可贵，先生之难当。然而越是如此，我们今天越是呼唤先生。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仍不断被人怀念。那时候，在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和引领下，北大形成了一个“明星”教授团。不仅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也有一番好不热闹的风景：这里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张竞生所倡“情人制”、“外婚制”无不逾出国情，至今也未必被世俗眼光理解，却也没有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两名老师可能同时上课，学生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蔡元培相信，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可以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思考、判断和选择的余地。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可能被普通人理解为“勉强混合”，实际却有着大是大非上的选择。他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不允许他在课堂上提倡帝制；他请辜鸿铭教外文诗，但绝不许他在校中宣扬复辟。守旧的黄侃当然不喜欢有新思想的蔡元培，但他之所以能待在北大，也是因为有蔡元培。“如果我在北大都待不下去，全中国也没有地方能容纳我。”每一个先生都不是完人。可能大局受限，也可能小节有亏。但是蔡元培不惜一切，要为先生们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知识环境。那时候的先生，仿佛是可以和春秋战国时争鸣的诸子百家相媲美的。我们今天看那些先生，不仅仅是大学问家，更是一群天真可爱的人。他们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能倾情投入，不为名利所羁绊。他们有性格，有情趣，不擅长评职称，却讲人性与品格。他们学贯中西，一心要在中国致用。他们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为国家担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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