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泉—大寺文化遗址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于我哉！”

     这首诞生于尧舜时期的《击壤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远古时期先民们已经熟悉大自然、和谐利用大自然的幸福生活图景。如今，我们跟随考古工作者一起，走进郧阳区青龙泉—大寺遗址，依然能够感受到曾在这里繁衍生息有一千八百年之久，历经仰韶、屈家岭、青龙泉等几个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单纯快乐、轻松稳定的如歌生活。

青龙泉文化遗址

    在汉江北岸，距离郧阳城区约十公里的杨溪铺镇财神庙村五组，有一爿背山面水又向阳的地段，这里前有大片河岸高地，后有林木茂盛的小山，旁有水量充沛的小河，出门种地，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生活便利而丰足。青龙泉文化遗址就坐落在这里，该遗址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地貌为长条形冈地，现为丹江水库河漫滩。1959—2007年期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在青龙泉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仰韶村落，这个村落有房屋遗址七座，其中圆形房址五座，长方形房址两座，均为木架结构。这些房屋一家一户相对独立，一个屋址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小家庭，各家都有灶坑。七个家庭相聚在一起，显得颇有规模。这个村落，既有社会群体属性，又具备血情家庭的相对独立，已经呈现出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雏形。在屋基的周围，散轶着数量众多，器形各异的刀、斧、矛、叉等磨制石器、骨角器、陶器，作为实用生产工具，有些器物上手掌把握的印记依然隐约可见。经过几千年尘土覆盖，屋内发现的谷壳仍然闪现人类智慧之光，灰坑里白骨璨璨的猪骨及灰坑周围的鱼骨、牛股骨等，很容易让人想到当时人们围着火堆大快朵顾的情形。 

    该遗址里，文化遗物最为丰富的当属陶器。代表性的器物有敛口带流罐、彩陶高领盂、蛋壳彩陶杯、罐形鼎和彩陶纺轮等，它们形态各异、琳琅满目。青龙泉以西大量质地细腻的黄土，为制陶提供了良好的材料，人们应用简单的手工业技术，制作出了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大量生活用品。

    此外，在该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和多座墓葬。对逝去的人不是吃掉或抛于野外，以丧葬形式将尸骨理掉，体现了青龙泉人已经对生命的尊严有所认识，知道了对逝者的惋惜和缅怀，已经具有相当的人性理念。

    考古研究发现，青龙泉遗址包涵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至末期的仰韶、屈家岭、石家河等几种文化遗存。当时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已摆脱了穴居时代，能够自我搭建房屋进行定居生活。出现了比旧石器时代制作更为精进的磨制石器，开始了驯化家畜和种植庄稼的农业生产，形成了以女性为权威的母系氏族社会以及相关的丧葬、生活习俗。

大寺文化遗址

    大寺遗址位于郧阳区城关镇西约十公里的后店子村，坐落在汉江与堰河交汇处的二级阶地上，南距汉江四十至五十米，高出河床十三米。遗址地势东高西低，呈阶梯形，面积约为1400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发现了27座灰坑，这些灰坑内堆积着兽骨、谷物、蚌壳、骨器、碎陶等，丰富而实用，这些东西告诉我们，那时的人们既种庄稼又狩猎还豢养家畜，草食和肉食这两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当时他们生活的常态。

    该遗址的文化遗物主要是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另有灰陶和细泥红、灰、黑陶。其代表性的器物有彩陶钵、红顶碗、尖底瓶、双耳罐等。其次是石器、兽角器、锄、网、鱼钩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让先民们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开启了刀耕火种的全新时代。

    考古研究表明，大寺文化年代约距今4000年至5800年左右。大寺遗址主要包含有下层的仰韶文化、中层的屈家岭文化和上层的石家河文化及少量的龙山文化遗址。

    青龙泉—大寺文化遗存，向后人展示了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貌。当时人们已开始种植粟类作物，还学会了加工粮食。野犬、野猪已被驯化并大量饲养，渔猎和采集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的补充手段。出现了附属于农业的原始手工业，如制陶、制石（玉）、制骨和编织。人们用石质工具挖掘窖穴，建筑各种形制的房屋，用制作的陶纺轮捻线……他们在这里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从青龙泉—大寺叠压的文化层看，新石器文明先后在这里延续了约有一千八百年之久。发掘显示：大约65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在此生产生活；大约5000年前，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们在此繁衍生息；4500年前，青龙泉—大寺文化在此地发展。其文化发展序列是：仰韶—屈家岭—青龙泉三期（石家河）—大寺（龙山）。

    此外，在青龙泉—大寺遗址，同时还发现了代表黄河文明的仰韶文化和代表长江文明的屈家岭文化，这说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交往、融合、发展的轨迹在这里被清晰的勾勒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