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二、陆九渊的被逐
三、刘清之“以道学自负”案
四、王淮罢政的过程
五、周必大与理学家
陆九渊称王淮为“大蠹”，用“朝廷之大祟，郡小之根抵”描写王淮在位时的政治操作，认定自己被逐是王淮授意而由“群小”构成。强烈的愤恨情绪，只因王淮剥夺了他一生所重视的“得君行道”的机会。王信阻陆九渊匠丞之除，从李心传“不为大臣所喜”一语推断，王淮必是幕后指使人，所以陆九渊的深恶痛觉之情可以理解。
《宋会要辑稿》中有一条记载可以参证陆九渊的被逐。第一：“臣僚论驳”表明驱逐陆九渊的确是处于执政集团的共同决定，第二：九渊被逐的正是罪状是“躁进强聒”。“躁进”表明陆九渊迫切期待第二次轮对，以实现“得君行道”的宏愿，但官僚集团认为他是“邀君希宠”。“强聒”说明九渊能言善道，但在政敌耳中这些都是恶评。朱熹《答詹元善三》称陆九渊为“平日大拍头，胡叫唤”，有趣！
三、刘清之“以道学自负”案
在地方行政系统的层次上面也发生了官僚群与道学群的冲突，在《宋会要辑稿》中载有罢黜刘清之知州的案例，罪名是“以道学自负”，当然这是两个士大夫群在长期政治冲突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环节。
刘清之与朱熹的关系较张、吕密切。他活动在理学的第一线，于淳熙二年参加了鹅湖之会。他登进士第后一直在地方政府工作，直至知州。在任上他的表现很出色，是具有最完整“吏事”历险的人，一度入朝廷为“职事官”。在王淮执政的初期，用人惟才，不存党见，理学集团利用这一比较开放的机会大批涌进权力世界，刘清之也受到了特别举荐，所以说他“吏事非所长”并非实情。他曾任袁州知州这些事实说明了，在理学士大夫集团中刘清之是一个极长于“吏事”的人。
周必大在《与刘子澄》书中记载大致可推论“吏事非所长”出于政敌的刀笔。朱熹在《答黄直卿（幹）》的书中说及“赵仓”欲按劾又中止，托台谏出面。刘清之“以道学自负”案有如同之前的三案（淳熙十年请禁伪学的监察御史陈贾，十一年惩罚以“道学”取士试卷官的右正言蒋继周，和十三年论去陆九渊的给事中王信）一样都有台谏与王淮互为“表里”。朱熹说“带累诸朋友”“吾党”可知刘清之案有可能是打击道学群的一个行动，而最后目标则是他自己。《与向伯元》论及了王淮的台谏利用了清之这个机会对“道学群”展开攻击。朱熹一见“道学”两字“结证罪名”便知执政集团扩大刘案的打击面，并用“道学”二字罢黜任何理学之士（此事后六个月林栗利用“道学”弹劾朱熹）。叶適《辩状》“近创为”道学“之日”更是表明有刘清之一案，并追溯至陈贾、郑丙“禁伪学”。以”道学“结罪始于刘清之一案，故叶適强调了夜”厉害所系，不独朱熹“。所以”道学群“必须全力阻止”道学“两个字入人之罪的法律效力。
刘清之的案尚牵连另一案，与地方权力争夺有关，即台谏论吴洪之章之事，是为唐仲友打抱不平（四年前朱熹弹劾唐仲友），此时王淮集团只有以其他在位的理学家为报复的对象（主席奉祠闲居）。
两大阵营在中央和地方都展开了较量，通过陆九渊的被逐和刘清之的”道学“结罪可知，在淳熙十年”禁伪学“与十五年林栗弹劾朱熹的事件之间，王淮的台谏从未停止过向道学群的攻击，这是权力世界的两股势力的争持，而非职业官僚与专业学术之间的冲突。
理学家继承了北宋以来儒家关于重建”治道“的关怀，在朝廷”得君行道“，在地方则”泽及细民“。“得君”与”泽民“必然直接涉及权力与利害，这是官僚集团对”道学群“攻之不已的终极根源，对象非个人，官僚型士大夫认为理学型士大夫高举”道学“的旗帜，在权力世界中冲锋陷阵，他们攻击的并非流传在书院讲堂之上或师友商榷之间的”道学“，这点毋庸置疑。
四、王淮罢政的过程
本间将探讨理学家在周必大当权期间的新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必大执政是理学家的一大政治转机。
作者先引两条政敌方面的议论参证周必大如何取代王淮的相全的。
刘三杰与嘉泰元年的“朝论”是反“道学”的领袖人物，认为必大引理学家为党羽，是理学家的政治护法（刘三杰所谓“主盟”），周边集合了不少理学家，与王淮的执政集团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
在周必大《思陵录》中提供了王淮去位的记载，与其他资料参伍，客观真实性无法低估。
作者读《思陵录》有两点比较突出的印象。第一，从淳熙十四年十月始到十五年五月初王淮罢相，孝宗冷落王淮支持周必大十分明显，第二，王淮与周必大两人互相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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