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刚从午睡的梦里醒来。
我梦见自己还很小，差不多七八岁的样子。一个人站在人行道上，踩着沥青地和白线的交界，没有来来往往的车，但因为红绿灯上显示着红色，就一动不动地杵在原地，虽然呆呆地站着似乎更加危险。
远处似乎也有车灯慢慢悠悠地迫近，可是明晃晃的灯光刺得人眼睛生疼，梦里的我什么也看不清，甚至什么也没有做，还是傻傻地立着。直到有人突然拽起我的手，拉着我跑到了行道树下，环顾四周时，却又空空荡荡，没有车，更没有人。
这里，好像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梦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我好像醒了，又好像没有醒。关于那个下午，我唯一所能清楚记得的，就是我在这半梦半醒之间，接到的这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喂？”我毫不犹豫地接过，大大咧咧地喊了一声。无意掩盖的不耐烦换来的是长达五秒的沉默，我于是毫不犹豫地挂断，并在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
但我刚放下手机，它就又响了起来。
果不其然，还是那个号码。我几乎竭尽毕生力气，沉住烦躁和不耐，把手机凑到耳边，用极其扭曲的面孔，吐出最轻松平和的语气，礼貌地问了一声：“请问你找谁？”
又是两三秒的静默。
当我终于决定在对此人破口大骂然后痛痛快快挂断电话时，那头突然传来了一句：
“我染了艾滋。”
声音幽幽地，听上去有点瘆人，或者也不是因为他说话的语气，而是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带给人巨大冲击。反正我几乎是瞬间就从床上爬了起来，然后狠狠地打了个冷颤。尽管现在回想起来，彼时南国正值冬天这个天气因素起到的作用或许更大。
实话实说，听到这个特别特别熟悉的声音，以及这件或多或少令人震惊的事，我一下子怔住了，只是在我自己回忆时，觉得格外漫长的呆滞后，非常犹豫地念出了他的名字：
“陈……陈景行？”
“嗯。”
“你怎么会染上这种病？现在病情怎么样？你又为什么要告诉我啊？你爸妈知道了吗？之后有什么打算啊？”突然接到这电话，我怎么都觉得奇怪，也干脆都说了出来，“我们快要有一年不联系了吧，你……现在还好？”
“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少言寡语，也一如既往地自动过滤掉棘手的问题。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回答，但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信息。
可惜我和从前不大一样了，我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想方设法地寻找新的话题，只为了让我们的聊天不陷入尴尬的沉默，现在的我更喜欢识趣地闭嘴，尽管我觉得这种氛围并不舒服。
五秒，十秒，十五秒，三十秒……沉默持续蔓延，尴尬持续发酵。
当我已经大概想好了以什么方式结束聊天时，他终于开口了，用一种难得的请求的语气：“有空……可以见个面吗？”
“为什么要见面？”我几乎要脱口而出，但转念一想，要是拒绝了这百年难得一见的邀请，恐怕我俩这辈子是真的不会再联系了，还是和他约个时间见。
“晚上九点吧。来我们学校，我带你四处逛逛。”
“好。”
我们不约而同地挂断电话，利落、爽快、没有一丝犹疑，似乎谁都不把这通电话放在心上。
但整个下午，包括晚上，几乎所有的课，我都不可避免地分神了。是的，至少从接到电话起，到正式见面前，我几乎满脑子都在围着陈景行转。我想知道现在的他是什么模样，也想知道毫无干系的过去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只能任由自己在这种莫名的慌张与担忧中不断沦陷。我甚至开始神经兮兮地怀疑这一年时间是短是长，是他的生活在这短短时间里就遭遇了巨大的改变？还是这一年足以长到让他去经历很多很多我不曾知道的事？
于是下课后，我几乎是飞奔着从教学楼赶到了学校大门。然而，明显地，他爽约了。看着手表上的分针时针不可逆转地渐趋90度，我忍不住叹了口气，打算打个电话给他，未必要问他在哪儿，反而更想找个蹩脚的理由说自己来不了了。
但最终，我还是什么都没做，继续蠢蠢地在校门口忍着寒风的鞭打。
九点二十五，他终于急匆匆跑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解释道：“抱歉，来晚了。”
“没事。”意料之中的话了，没有解释，没有原因，但主观上表达了歉意，客观上陈述了事实，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我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但是仍然毫不掩饰疲惫，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摆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
他也没办法不留意到，只是他居然也会带些歉意地笑了一下：“最近很忙？看你很累啊。”
“这不是临近寒假了嘛，忙一点儿也很正常。”我拿期末的忙碌搪塞。他点头，并且一言不发。 我瞥了他一眼，为了掩饰这种明目张胆的窥探，又补上一句：“你找我到底干嘛呀？”
“不知道。”陈景行难得的显示出一些窘迫，犹豫再三才支支吾吾地说道，“也许是……突然就想联系你了。”
我不想刨根问底，或许是因为他藏不住的尴尬，或许是因为我本身也没对这个话题有多少兴趣，所以最后我毅然决然地成为了一名向导：“这还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吧？我带你好好逛逛，虽然我们学校，诚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去处。”
“嗯。”他跟在我后面半步的距离，低着头。
我带着他在校园里到处拐来拐去，倒是也走了不少的路，路上也尽量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你那专业怎么样啊？学习压力大不大？”
“还好。你呢？”
“算是跟得上课吧，总不至于挂科。”
“挺好的。”
我俩边走边聊，边聊边走，不痛不痒地聊着学业，他对我的“中文”知之甚少，我对他的“管理”一窍不通，但看起来两个人还聊得蛮开心的，甚至不知不觉走到了体育场。
我们商量着进去坐坐休息。那一阵突然降温，湿气也重，又是夜里九点，体育场基本没什么人了。我俩走到看台上坐下，距离不算疏远，但也不亲密。只是空旷的体育场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环顾四周，心里总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过那个时候的我是全然不在意这些的，更是因为再也想不出什么无关痛痒的话题了，终于忍不住直接问他：“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得了病的？”
“血检发现有问题，之后就去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已经确定了？”明知道是废话，我还是忍不住说了。
“嗯。”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似乎有一点难过，毕竟是曾经很重要的一个人，但又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的悲伤，似乎也不是那么在乎他的存在。他，之于我而言，或许还是作为朋友才更轻松，更踏实。
他没再说话，只是裹在一件不算厚的毛衣里，止不住地打颤。本来也不高的个头，这么看上去更加单薄了。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那么一点儿无名火，语气特别恶劣：“看你冻得整个人都在抖，今天就聊到这儿？你先回去，万一身体出事我可抬不动你。”
他只是困惑地看了我一眼，依旧坐在那儿发抖。
我也不明白这糟糕的情绪从何而来，反正坐那儿不到3分钟就自己站了起来：“今天太冷了，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不用。”他果断地拒绝了我，也站了起来，“我们……有空再聊？”
“当然当然，等天气好一点儿，我俩可以一起出去玩。”
我们沿着一条鲜有人过的路去校门，临近灯火处，他突然停了下来，来回望一望空空落落的路，打着颤说道：“我不知道我得病的事儿该告诉谁……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嗯，我明白，不会跟别人说的。”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他看了我一眼，也没有解释。
我有些失神地望向陈景行目光里的街灯，突然有点儿难过，“总之，你要自己好好的。”
“嗯。”他还是点点头，“继续走吧。”
“送到地铁站？”我伸手搭着他的肩膀，尽可能把他拥在怀里。
“别，送到校门口就行。”
我知道自己万万不可能拧过他，也就没多说什么，只是一起到了校门口那儿。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他时不时地回头张望，我一直站在原地。直到他终于不再转身，背影渐行渐远，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有风吹过，我终于还是抵挡不住周遭冰冷的空气，赶回寝室，匆忙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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