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制未变，头发先剪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改元易国，剪发易服，发总先于服；孔子称赞管仲说：“微管仲， 吾其披发左衽矣。”即是先例。断发纹身，更是蛮越的标配。所以，降至满清入关，下“留头不留人，留人不留头”的薙发严令，不少汉人是宁死不屈，甚至满城被屠也毫不畏惧。但是，到清室末造，许多汉人，在宁死也要剪发的时候，更有许多汉人，宁死也要保持“薙发”的形象——就像《牡丹亭》里的台词“天下人古怪，最怪岭南人”一样，汉人真是古怪人！这里，我拟梳理几个满清末年上下鼓吹剪发以及真的大胆剪去头发的事例——国制未变，而前头发先剪，诚可骇也！满清之亡，此其兆乎！

早在1898年9月5日，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正面提出断发易服。最好玩的在于其理由，一方面要求与其西方同步，与世界大同：“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并进一步申说这一求同的原理在于，欧美人当年也和我们一样辫发长服，也有一个适时而改的过程：“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然而，回过头来又说，西服其实也不好，还是我们传统的服制好——西服的好处正在于它符合我们的古典理想：“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白洁，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舄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所以，断发易服，乃是“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上法泰伯、主父、齐桓、魏文之英风，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变法”，真是千古奇谈。别说慈禧通不过，光绪也未必能接受。但是，种种高论，已使清廷感觉得到“不能以剃发不易服治其四境之内”了。（《大公报》1911年1月9日无妄《服色问题》）当然，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康有为的论调，或许我们也可以视为灵光一闪吧。

但是，不久之后，1906年7月30日开始，《大公报》已经可以以“剪发易服议”为题征文，公开组织大规模的讨论了。于是有人认为“中国早就该断然剪发易服，剪发短服”“吾国之所以未能与世界帝国相平等者，……实以剪发易服未断行。”（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 日）并有要求扩大断发易服范围的：“幸哉幸哉，我国军人竟易服也；惜哉惜哉，我国之易服竟只行于军人也；怪哉怪哉，我国军人竟将发辫盘于头顶之上也。”（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更有甚者，将断发易服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断发短装已为全球所公认，大彼得仿之于前，明治行之于后。”（王采五《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30日）

如果说国内是在打嘴炮，同样做为朝廷命官的一些大胆激进的外交官，却是真真切切地付诸行动了。

1905年，34岁的陆征祥（后为中国第一代著名职业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被任命为驻圣彼得堡参赞，旋于1906年被任命为首任驻海牙公使，并组建公使团。可是，就在去年提升为参赞之后，在没有征得公使胡惟德的同意的情形下，竟和公使团的几位同僚一拍即合，毫不迟疑地剪去了辫子。问题是胡惟德虽然事后“颇为惊讶，然而内心其实赞同我们”，因此竟可以让“这事就此不了了之”，说明人心大势，已隐然有变。已然有变的进一步征兆，暂且按下不表，先解决眼前之急，就是胡惟德指出，他既提任了海牙（荷兰）公使，则剪发问题兹事体大了——“在当时这样的行动被认为是学生的胡闹，而且会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是也。前此留美幼童便有不少“胡闹”剪掉了辫子的。胡惟德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陆征祥戴条假辫子前往海牙，因为一到荷兰，他就要在海牙负责接待一个国内高级代表团。但却是心有不甘的：“为个人安危起见，我不得不退后一步，对于我来讲这么做无疑是一种退缩，在国家如此需要前进的助力的时候，国内的有识之士、海外的留学生们都在为革命振臂疾呼，身为国家官员终于等到了加入革命浪潮的行动中时，可我却只能选择退缩。”由此可见，他作为外交官，更敏锐地觉察的中国政治大势变迁的潜滋暗长。

然而，假发终究是假发，国内代表团见了之后，该作何反应呢？会不会有人因此上奏严惩呢？“代表团到达海牙之前，我正好参加了巴黎的留学生们为代表团举行的一个宴会。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与代表团初次会面，对方不便表现过激。南京（两江）的副总督（团长）对我微微一笑，国民教育部长则皱了皱眉头。辫子风波便就此过去了。”国内的高级代表团都能勉强接受，则可见作为清室象征之一的发制，竟然可以有改易的空间，实在难引人想象。更能引人想象的是，两年之后，他回国述职，先在天津停留下来，告知外交部需要在此停留6个月时间，待头发留长再进京。外交部长却答复说，允许他保留不留辫的自由到部里报到，但拜见摄政王和总理大臣时，则须戴假辫子。天哪，外交部未免太大胆太开放了吧——是可允孰不可允？作为象征性的发制可改那作为实体的国制难道不可改？（陆征祥《回忆与随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0页）

前面说到“学生的胡闹”剪辫子事，另一个著名外交家、民国外交四大金刚之一的颜惠庆，在1895年“准备赴美留学时，父亲用一把很大剪刀亲手剪掉了我的辫子”，而且，以后再也没蓄发辫，包括1908年领二等参赞衔随伍廷芳出使美国，正式做外交官以后。（吴建雍等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4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之赴美留学，只是随任中国外交使团的翻译生，业余完成留学生涯，因此其剪发的意义既是不同一般。而其自述再没有蓄发辫，那他1900年获得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也是获得该校学士学位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回到上海成为圣约翰大学最年轻的华籍教授，也是没有辫子的教授呀，这在那个时代必是非常引人侧目的；关键是当局竟然容忍，则可见虽然制度虽未更易，社会已经渐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