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赞:蔡厉《体用之辩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难点重点》

再赞:蔡厉《体用之辩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难点重点》2版

情生万物,万物有情,

情生华夏,华夏有情,

华夏儿女,人人有情,

有情有义,情真义深，

至道真情,真情童心,

童心天真,真情合理,

合于情理,道无不有,

真情遍在,天道永恒,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君子不器,传情递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人伦常在,有情有爱,

人间大爱,真情常在,

礼义传家,人情世故,

传承经典,经典承传，

愚公移山,子子孙孙,

前赴后继,精诚始终,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本立道生,君舟民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以民为天,民心天心,

民心向背,國之根本,

中体西用,以我为主,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选贤让能,方得始终,

非始非终,能始能终,

善始善终,始终真情.

真情不变,真法常变,

变以适情,合乎情理,

顺乎民心,一心为民.

艰苦朴素,勤俭建国,

去骄去奢,非名非利,

古为中用,以古鉴今,

不负江山,勿忘人民，

赤胆忠心,义薄云天,

壮志不已,精诚所至,

感天动地,向死而生.

英雄遍地,精神不死.

再赞:蔡厉《体用之辩是理解中国文化的难点重点》

蔡厉:欧盟何以沦为欧萌欧奴：无独立人格导致无独立国格、盟格及文明格(1)

俄乌战争让中国看清一个惊人的事实：欧盟不仅是欧萌，甚至还是欧奴。欧盟成欧萌，是说欧洲人很傻，很愚昧，陷入对其制度教条和价值教条的迷信而无法自拔，以致为制裁俄罗斯而不惜自残甚至自杀。欧盟成欧奴，是说欧洲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而成为美国奴仆。自残、自杀式的制裁俄罗斯，也是一心听命美国的结果。

当年威风八面、瓜分世界的西欧列强，为何竟成今日美国的驯服羔羊？自诩创造出人类最理性的现代文明的欧洲，现在为何变得如此愚昧？

因为中国文化是二维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维文化，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高一维。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看西方，是降维和俯视，就看的很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看中国，就是升维和仰视，就会一头雾水。

为何说中国文化是二维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是以五个辩题为轴心，而这五个辩题又实为一物，是同一物的五个侧面。这五个辩题就是：义利之辩、心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文道之辩。每一个辩题都是两个相反、相对的维度，这两个相反的维度又是共存的，而非简单机械地否定一个，然后简单机械地迷信另一个。

相应地，西方文化的轴心就不是二元辩论式的，而是一元确凿的，是绝对排他式的一元的。在宗教时代，这个一元就是神、上帝，而在所谓的“去宗教化”、“世俗化”的现代，这个一元就是真理，包括知识真理（科学真理）、制度真理（民主真理、人权真理、自由市场真理），以及财富真理（资本主义、经济决定论）。

为何中国文化实现了二维化，实现二维突破，而西方文化一直深陷一维的泥潭，根源在于，中国文化在文明之初就真正实现了人的独立，而西方至今都没有。为何说唯有中国文化真正实现了人的独立？因为唯有中国实现了心性独立，而心性就是思考，心性的独立就是思考的独立。

    这就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威武”是三种重要外力，代表一切外力。这句的意思是说，一个大丈夫，一个真正的人的想法，是可以不被任何外力所改变。换句话说，就是人的思考是绝对的独立和自由的，唯有维护和捍卫心性自由、思考自由的人才是大丈夫，才是真正的人。

    从孔孟，到整个的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核心的经学，都是以维护和捍卫心性独立、自由为宗旨的，以维护和捍卫思考独立和思考自由为宗旨的。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通过学习和教育使得一个人心性得以成长成熟，即具备独立和成熟的思考能力。此之谓“成德”，也是《大学》“八条目”的前四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心性，去独立自由地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即《中庸》说的“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遵循自己的天然本性去独立地思考和行动。这就是“行道”，也是《大学》“八条目”的后四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既然一切的物都是人心之思考认知的结果，一切物都包含着人心的构造。现代西方文化中所提出的“客观”之物的概念，就是不存在的、虚构的、虚假的。也就是说，将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之物是错误的。其实主观世界和客观之物，都包含着人为构造，都是物。

我们所能够感觉到的物理化学性质，并非绝对独立于人心的，而恰恰是人心的认知能力所赋予和构造的。因此，设想存在绝对独立于人心的“客观”之物和“客观世界”，就是虚假的构造。就象构造绝对独立人的神和神的世界一样。事实上，“客观规律”和“客观世界”就是神学思维的现代延续，是现代西方文化去宗教化不彻底的结果，是宗教残余、神学残余。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观-客观”认知范式中，“主观”的不是物，“客观”的才是物。事实上，在心面前，“主观”之物和“客观”之物皆物。任何的意见、判断、结论，任何的思想、学说和理论体系，任何的技术和发明，任何的宗教体系，任何的制度和法律，都是物。而且这些被视为“主观”的，甚至是比“客观”之物更重要的物。

蔡厉:欧盟何以沦为欧萌欧奴：无独立人格导致无独立国格、盟格及文明格(2)

义利之辨、体用之辩、道器之辩、文道之辩，和心物之辩一样，都是对那个“心-物”二维世界的不同侧面、侧重的描述。

因此，义利之间并非永远矛盾。利也可是有义之利。实际上，在中国文化看来，唯有合乎义理的有义之利才是真正的利。不义之利则是恶。因此《周易 系辞》说：“利者，义之和也”。利是与义相和的，与义相违的就不是真正的利。

道器之辩，道是心，器是物，更强调心的超越性、神圣性、灵活性，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文道之辩，更强调道的呈现和传承。道就是心、思考，就是思考的具体落实。文就是一切的人类行为表现，它们是思考的结果和人心的外化，都包含着人心和道。是“文以载道”，其实也是“人以载道”，或“文以载心”。

只有实现了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只有实现思考独立和思考自由，人才能真正实现独立，具备独立的人格。人的独立人格，就是心性独立和自由，思考独立和自由。没有实现心性独立和自由，没有实现思考的独立和自由，人就一定处于心性依附、思考依附的状态，不仅无法出现独立人格，也不会出现一个“心物”式二维世界，只会存在一个有物而无心，有器而无道，有利而无义，有用而无体的一维世界。

同时，也只有实现心性的独立和自由，实现思考的独立和自由，才能实现真正的理性，真正地消除迷信。否则，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理性，一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迷信，迷信于某种物，以它为神圣，要求人去信仰和服从之，而不是对其进行思考、判断和选择。而这些物恰恰又是人心思考的结果，是认为构造的。

宗教时代，西方迷信神灵、上帝，其实神灵和上帝不过是人心思考的结果，为一种物。

在西方自诩已经去宗教化和理性化的现代，西方又开始迷信真理，包括科学真理、制度真理、物质财富真理。将技术真理化、将制度真理化、将财富经济真理化，然后去信仰之，迷信之。这实际上和对神灵的信仰和迷信并无本质区别。

中国文化以心性作为知识和秩序、制度的基石，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和制度，都是捍卫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的，都是捍卫义理的。因此，中国传统的经学也叫心性之学、义理之学。

实际上，中国的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都是物，都是心的思考的结果。中国人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不存在知识迷信和制度迷信。实际上不存在迷信任何物的迷信。因为我们有道器之辩，心是神圣超越的道，物作为器，而不具备这样神圣和超越性。

因此，中国古语说，“人是万物之灵”，“人命关天”。人是万物中最尊贵和重要的，因为人具备心性属性、思考属性，人之外的任何物都不具备。也正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人的生命最为重要，是“关天”的，和天一样重要。但是，在心性和生命之间，中国文化又认为心性是独立于生命和高于生命的。上文已经述及，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在中国文化中，心性-思考是体、道，知识系统和制度系统只是物和器，知识和制度，都是基于个人的，基于心性的，同时也是服务于个人的，服务于心性的。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心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包括着是治理社会的制度。这里的基石是“心性”，后面的行为和制度则不过是心性的展开。

因此，现代西方文明就一直是因未实现真正理想而迷信和愚昧的，一直是因未实现心性独立而处于依附、奴仆状态的，即一直处于“萌”和“奴”的状态。只是以前，这种“萌”和“奴”被其暂时的、偶然的技术和经济先进而掩盖了，当中国成功实现崛起后，西方的这一层遮羞布也就被揭开了。

张维为提出一个概念，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区别于西方的主权型国家，这很好，但还需进一步。之所以，唯有中国是文明型国家，根源在于唯有中国具备独立的文明格，唯有中国是具备独立文明格的文明。而之所以唯有中国文明具备独立的文明格，根源又在于，唯有中国国文明实现了人格独立，具备独立的人格，而这又根源于唯有中国文明实现心性独立、思考独立。唯有中国是以心性-义理为基石的心性-义理型文明。

因此，于是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倒不如说中国是义理型国家、心性型国家，或者说，中国是心性独立型、思考独立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