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车学习驾驶的唠叨姐，一开始不太喜欢她，因为她实在话太多。
一辆小汽车，五个人挤在里面，说话声很容易充斥整个车内。前排教练一边指导其他驾驶位的学员，唠叨姐一边在后排喋喋不休，一会说她早就看了视频很多遍，一会对开车细节指手画脚发表看法，一会又和旁边的学员天南地北地闲聊。我对她妨碍我听教练说话渐渐心生不满，在心里责怪她是个话痨。
可今天科目三的车里，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了。
或许是早上看完《阿甘正传》后内心充满着某种正能量，昨天上路表现不佳的我今天正常发挥。心情略好的我在后排开始刷着科目四的考题。她瞅见就凑过来和我一起看，我只好把手机屏幕朝她那里转了转，算是个回应。既然共享手机屏幕，心理觉得不互动怪怪的，就在做题时候也会顺带问问她的选项。这一来二去，一起做了几道题后，她看我做错的题一脸疑惑，就对我错的题谈起她的理解，听完后有时我们还会简单讨论几句，帮助我加深了考题印象，我对她的热心便有些好感起来。
训练结束，我们并排走向公交站，搭乘回家的车。
她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在Q做研发的。
“你也在Q上班呀？”
“对啊，所以之前车里听见你和那个女孩聊工作在Q觉得很巧。”我想起当时听到她提及在Q工作时，我由于讨厌她假装没听见的场景。
“我在平板厂工作，你呢？”
当我回复我是研发部门以后，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是低着头看路的：“那你们工作好。”
“这话说的，都一样，打工的。”我赶紧说。察觉到空气中某种低压，我向来不擅长回应这种表示不如我的话。
她轻轻地说：“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没学历的，你们是有学历的，还是更轻松。”学车过程中，她一直是个自信学员，突然这时候好像泄了气一般。她沉沉地说着，已全然没有之前自信的模样：早上七点半，白天十二个小时，一直到晚上七点半，中午四十分钟休息，有时要上夜班。
心想确实辛苦，夜班应该还好，就问她夜班怎么上的。
“晚上七点半到第二天早上，白班晚班各一个月。”
“噢，那确实有点辛苦。”我后悔自己这句随口的感叹，这句话也许不小心触碰了她的自尊心，因为她接话很快，语速提了不少，好像在证明什么：“你知道，在里面工作，上晚班里面是和白天一样亮的。”
是啊，工厂的流水线里面24小时不就是明晃晃的，分不清是白天还深夜吗？所以她也许是想表达，白天黑夜因为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不辛苦，不必同情。
我没有多说什么。脑海里闪过12点半必须就睡觉，熬夜就开始焦虑不已的自己，以及深夜在明亮的工厂里一排排贴片的女工们的画面，它们鲜明地切换着，对比着，都是夜晚，我的灯暗了，她的灯亮着。
父母提供给我高等学历的教育机会，我个人无疑是比她幸运的。但是我和她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不公平，那是来自社会深处的。不同工种对员工的要求是一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是建立在学历不同的前提之上，而学历不同的背后，又有多少个人命运中无法改变的不公平？比如像范雨素、余秀华那样的农村妇女，他们的教育资源天生就是不公平的，但这种命运像魔咒一样无法反抗。
我不想被她看出我翻飞不停地思绪，闲聊问了一句：那你们晚上了，会说说笑笑吧？
“可以聊天，但也不能一直说话的。会有人管的。”话题到此，好像不知道该再说什么才能继续下去。
“不过，你车练的真好。”过了一会儿我说道。
她的声音这时变得自信：“我提前看了一个月的，一边看视频一边看地图学习的。”
“学题做得也比我好哦。”我笑着继续夸她。
“我都刷了一个月，一千道题呢。科目一就开始了。”
“惭愧呢，我前两天才开始。”我点头对她表示由衷的赞同。
M206公交车缓缓开进车站，我和她挥挥手说了声下次见。
我坐在反方向的公交车位上，车窗外的树木像电影里的倒放一样后退，我仿佛看见了电影里的阿甘。阿甘的低智商如果在同龄正常的孩子里比较从来就不公平，但他凭借一股执着的傻劲，不停奔跑着，像他常说的“傻人有傻福”，终于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阿甘的妈妈在生命最后时光对他说：我相信你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你把上天对你的恩赐发挥到了极致。
阿甘问，我的命运是什么。
妈妈说，那要你自己去弄清楚，生命就如同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将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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