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分享《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前文提到杜拉斯由于性格特立独行而被开除了党籍,然而杜拉斯还是觉得自己从骨子里是共产主义者,到了60年代,杜拉斯对政治的介入更加深入,她关注苏联入侵匈牙利,援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并且还担任了专栏作家,写杂文,关注人们的生存情况。
1968年,“五月风暴”来袭,54岁的杜拉斯依旧发表着自己的声音,她公开指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对右派一如既往的憎恨,后来还参与了大学生的暴动,并且站在示威队伍的最前方。6月选举,右派的戴高乐掌权,令她大失所望,第二年她出版了《毁灭吧,她说》,这是一部政治作品,意在表达革命的希望。
到了70年代,依旧可以看见杜拉斯参与政治的身影,她成了女权主义的代表,1976年正值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女权主义者崇拜杜拉斯,因为她在1972年拍摄的《娜塔莉·格朗热》具有浓厚的女权主义色彩。然而面对过激的女性解放运动,杜拉斯提供支持,但是始终保持距离,因为她要捍卫的是犹太人、黑人等一切被边缘化的个体,女权运动还不足以表达她的政治立场。
到了80年代,杜拉斯依旧通过电视或者报纸发表言论,她对于社会新闻有着极高的热情,并且以揭发法国的不公为己任。
虽然杜拉斯对政治的热情贯穿一生,然而政治并不是她一生的核心问题,对于杜拉斯来说爱情才是她一生的写作主题。从15岁开始,杜拉斯就生活在情爱之中,杜拉斯一生一共就五个情人,25岁的时候,杜拉斯和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这位出身富家的年轻知识分子赢得了杜拉斯一生的尊敬。杜拉斯说罗贝尔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而三年后杜拉斯邂逅了情人马斯科洛,他们相伴了15年的时光,马斯科洛是杜拉斯唯一的儿子的父亲,因此杜拉斯居然希望丈夫和情人可以成为朋友,而丈夫和情人也就真的成为了朋友,这段三角恋的关系非常稳定。
50年代,杜拉斯和另外一位情人迪奥尼斯分手,去意大利度假,1952年出版了小说《直布罗陀水手》,讲述了年轻女子安娜满世界寻找她失去的情人,小说中随处可见杜拉斯曾经经历过的情感风暴。紧接着一年后发表了小说《塔尔奎尼亚的小马》,她的美学风格奠定了下来,情节高度集中,语调单一。当年法国还为这本小说掀起了一场讨论,毁誉参半,然而对她的知名度却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
31岁那年,杜拉斯遇到了比她小了8岁的热拉尔·雅尔洛,他是一名作家,已婚的花花公子,杜拉斯疯狂地爱他,两人经常喝酒喝得昏天黑地,杜拉斯无法摆脱对酒精的迷恋。这段姻缘改变了杜拉斯从事文学的方式,她被这份激情弄得精疲力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于是在1959年出版了《琴声如诉》,来自于两人的爱情,从那之后杜拉斯开始了对戏剧和电影的探索。1965年到1966年是杜拉斯的戏剧之季。成功上演了《水与森林》和《成天上树的日子》,她还把政治融合进来。
然而现实生活中,雅尔洛的不忠让她厌恶,两人分手了。经历了长久的空窗期,一个小了杜拉斯39岁的扬·勒梅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学哲学的大学生读了杜拉斯所有的书,并且给杜拉斯写了五年的信。1980年,这位年轻人敲响了杜拉斯的公寓大门,从此走入了杜拉斯的生活,也走进了文学。
扬一开始是杜拉斯的秘书,杜拉斯喜欢有些女性化的脆弱的小伙子,由于扬是同性恋,而杜拉斯离不开情欲之爱,他们经历了不可能的爱情,互相争吵,于是同性恋成了杜拉斯攻击的标靶,1982年她写下了《死亡的疾病》这本书,表达了对同性恋的控诉。
以上就是小编对这本书的全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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