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女译者。
看到《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译者陈英老师说，翻译男作家要容易一些。因为我们学到的文学语言，大部分都是男性的文学语言。去翻译男作家的时候，他们的语言是现成的，主体性很强，有一种非常自信的声音。所以只要用学到的、习惯性的表达就好。
但翻译女性作家反而很困难，这和女性在写作中遇到的耻感相关。女性的语言会打破边界，有时会陷入一种自我破碎的状态，是非常难把握的，而男性很少发生这样的时刻。所以女性在讲述女性遭遇的真相时，要重建一种语言。
而翻译过程中会遇到男凝现象，这时候译者有决定权，是色欲地翻译成「玉体」——一个男子偷窥裸体的女子，还是就是「穿着漂亮裙子的女孩」——依据常识，人不太可能裸奔。
好细腻的观察啊。
想起《布鲁克林有棵树》的诸多译本中，一位男性译者将女性胸部的描写译成「胸口波涛汹涌的样子」，而女性译者则是更偏向于中性客观描述的「硕大且下垂的胸部」。
原著贝蒂·史密斯是女作者，翻译她的作品时，对于「波涛汹涌」这类明显带有凝视意味的词汇，译者理应慎重采用。但在男性视角下，他们在选择这个词的时刻，那个刹那，也许甚至是不假思索的。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从过往习惯的语料库中迅速提取而出，而忽略了它在女性作家笔下、在女性视角中究竟是否合适，是否存在。
相比之下，我很喜欢陈英老师的翻译理念。她说，翻译小说有点像在「扮演」，要扮演一个男性或是女性的角色，以ta的口吻去讲述。在《虚掷的夏日》里，她需要找到一个年轻男孩子的语气，而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她要找到一个年老的女作家的语气。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翻成一样的，那就是最大的失败了。
让我觉得非常精妙的一点是，作为译者的陈英在翻译伦理上的恪守，和费兰特自身对女性独有的语言的追求是相互契合的。
费兰特说：「我只确信一件事，我只有采用一种简洁、清醒、强悍的女性声音，类似于这个时代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声音，我用这种声音开始写，才会觉得能写一个好故事。我需要一个干脆的开始，句子清晰明确，不用展示漂亮的文字或文体。通过这种调子，小说才能稳稳地写出来。」
曾经的女性译者和作者们没有选择。她们不得不沿着男性的文学语言铺就的道路前行，要赤脚走在被太阳烤烫的柏油大道上，才能跋涉进入那个瑰丽的文学世界，或许到死也找不到合适的鞋子。
然而女性开始找寻自己的声音，试图讲述曾经没有得到讲述的经验的时候，用她们那无论美丑，无论华丽还是简练，稚拙还是老成，絮絮叨叨还是歇斯底里，无论是否被厌烦和批判的语言，去努力地讲述的时候。
等到那时，她们将会带来崭新的可能性——她们将比任何男性作者都更能细致入微地觉察女性的叙事，而又因为足够耳濡目染，对于主流的叙事拥有精确的模仿能力。她们将会驾驭一切。
在她们面前展开的「文学」，也许将是真正广博的世界，是费兰特所说的，「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学世界一样丰富，甚至更加丰富」。
摘录自知书少年果麦麦
@知书少年果麦麦：素材来自陈英老师的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对谈和这个视频：http://t.cn/A6n5CI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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