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曾侯乙墓，恐怕最为声名远扬的文物应当就是曾侯乙编钟了吧。编钟很可能最早由铙（音同挠）发展而来，铙又被称为执钟，其形制很像倒放的编钟（甬钟）。商代晚期出现了编组铜铙，比如妇好墓中出土的5枚编组铜铙。及至西周时期，出现了编钟，并在周朝进入兴盛，按形制可分为镈钟、甬钟和钮钟，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均有体现。
[甬钟 于苏州博物馆 青铜器特展期间]
甬钟由舞部、钲部、篆部、鼓部，枚和铣组成。位于甬钟最上端的舞部上立有甬柱，这是甬钟的特点。西周时期的甬钟五音缺商，据说是为了表现西周对殷商的否定。与甬钟不同，钮钟的舞部上端为长方形数环钮，其合瓦形的构造可以实现“一钟两音”的效果。甬钟是将甬柱直接插入铜木结构的横梁上，而钮钟则是悬挂在横梁上。镈钟也有环钮，但与其他编钟不同的是表面绘纹极多，且口缘平，可以单独悬挂在钟悬上，故而又称之为“特钟”。
[钮钟 于网络]
编钟一般而言都遵循这样的规律：编钟越小，音调越高，音量也越小；编钟越大，音调越低，音量也越大。曾侯乙墓出土编钟为三层，最上层为三组钮钟，共19件，中下两层为甬钟，楚王赠镈在也在下层，共45件。三层编钟均按照钟体大小、音调高低的顺序排列，以“L”形的曲悬摆放。
[曾侯乙编钟 于武汉·湖北博物院]
当年发掘墓葬过程中，墓室均被泡在积水中，抽水机抽了好长时间。随着水位下降，墓室也渐渐揭开面纱，L形编钟铜木架在两千多年后终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除了个别编钟外，大部分编钟都依然悬挂在铜木架上，65件编钟，数量如此之多，体积如此之庞大，为世间罕有。
考古人员在万余件文物中发现大量刻有“曾侯乙”名字铭文的青铜器，按照惯例，可以认定墓主人即为曾侯乙，但史籍几乎没有关于曾侯乙的记载，无法确切知道其生活的年代。然而曾侯乙编钟中有一件镈钟却帮助考古人员确定了曾侯乙生活年代，此钟即为楚王赠镈。
[曾侯乙墓楚王赠镈 于网络]
楚王赠镈上刻有铭文：“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楚王五十六年，王（楚惠王熊章）特铸造镈钟作为祭奠曾侯乙的礼器，从西阳送到曾国，希望曾侯乙永远持有使用它。通过“王五十六又祀”铭文，确定其年为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应该是在这一年去世，或者更早些日子。
先秦时期，一国诸侯为另一国诸侯铸造宗彝极为少见，到目前为止，也只在曾侯乙墓中发现了这一件楚王赠镈，可见楚随两国关系之亲密。或许，将这件镈钟背后的随楚关系再往前推两代楚王，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楚王会在曾侯去世时赠送镈钟给他了。
楚惠王祖父楚平王当年听信费无极谗言，杀害了楚国忠臣伍奢及其长子伍尚，次子伍员（字子胥）逃往吴国。伍子胥发誓报仇雪恨，将专诸推荐给吴国公子光，后来专诸用鱼肠剑成功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成为吴国国君，是为吴王阖闾。之后，伍子胥又举荐孙武为吴国军师，助吴国建立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伍子胥像]
伍子胥帮助吴国强盛起来后，兴兵伐楚，接连五战即占领了楚国郢都，几乎将楚国覆灭。此时楚平王已死了十年，伍子胥仍不放过，挖出平王尸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平王之子昭王逃往随国，随侯拒绝向吴国交出楚昭王。此时，前往秦国求援的楚国大臣申包胥已得到秦国的出兵支持，吴国遂退兵。
自此以后，楚随两国关系就不再寻常，昭王去世后，子章继位，是为楚惠王。为表未忘随国收留昭王之恩，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后，便送镈钟以表达感恩之心，并将继续与随国保持世代友好的关系。
不过，悬挂在编钟架上的楚王赠镈只是礼器，并不作为演奏的乐器。曾侯乙编钟令世人惊叹的还远不止这些，比如绝迹两千年的“一钟双音”在曾侯乙编钟上的重现。所谓“一钟双音”指的是一个编钟可以敲击出两种不同的音，铸造这样的编钟需要极高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在经济上也是划算的。原本一件编钟只能敲出一个音，能敲出两个音的编钟就意味着能够减少稀缺的青铜资源的消耗。
然而，随着青铜器时代的衰退，“一钟两音”的铸造技术也渐渐失传，仅存于古籍记载之中。宋徽宗时期，徽宗有感于全国音律混乱情况，下令铸造大晟钟作为定音之器，不过这些钟也并不具备“一钟双音”效果。清乾隆皇帝也曾用黄金铸造了十六件圆形编钟，作为定音之器。
[北宋大晟钟 于网络]
两千多年来，无人知晓如何实现“一钟双音”，直到曾侯乙墓编钟的出现，人们才重新了解“一钟双音”。早在宋朝时期，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论述编钟作为乐器的原因时写到：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所以作为乐器的钟都是扁的，圆钟则无法演奏，西方的钟几乎都为圆形，所以并不能用来演奏。
[一钟双音的实现]
曾侯乙墓编钟合瓦形的构造才是决定它能实现“一钟双音”的重要原因，敲击正鼓与敲击侧鼓会产生不同的振动，这种振动又经过了精确的工艺处理，使之产生的两种音互不影响。当年参与曾侯乙编钟研究的王湘在曾侯乙发掘前刚发表了关于“一钟双音”实现的理论研究，很多人对他的研究结果持有怀疑态度，而恰好出现的曾侯乙编钟却给了他的研究结果以最强有力的支撑。
编钟为青铜乐器中的重器，货真价实的重器，比如曾侯乙编钟总重达两千五百多公斤，由两千多公斤中的铜木架支撑。前文已有介绍，除了编钟外，曾侯乙墓还出了众多土琴、瑟、编磬、丝竹乐器等。
[曾侯乙墓编磬 湖北博物院藏 于网络]
何谓“乐”，《礼记•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儒家将乐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声、音、乐。所谓“声”，就是没有节奏、旋律的声音；音有节奏与旋律，生自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由音生，本质上来说依然是源自人心对于事物的感想所发。
不过音与乐似乎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只有“德音”才能称之为乐，也就是说音是乐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礼记•乐记》：“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所以，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之为乐。
[曾侯乙墓·瑟 于湖北博物院]
如何才是合于道的音？声被赋予了节奏旋律就能成为音（声成文，谓之音），音若合于德，才能成为乐，谓之“德音”。魏文侯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何也？”子夏回答，郑卫之音虽是流行，但五音皆乱，这是乱世之音，与乐相差甚远。古乐“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所以常被君子称道，而“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音均有害于德，所以祭祀时也不会演奏它们。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诗经》说起，周朝设有专门采集各地诗歌的官职，采风的官员将各地反映民风政德的诗歌记录下来，早期的诗是用来唱的常识恐怕也不必再多说明了吧。一开始，乐就与政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曾侯乙墓·笙 于湖北博物院]
故而通过欣赏某地的乐就能知晓这个地方的政是如何（政治与政并非同义），原因有二：其一，作为万民之主的诸侯国君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也会直接影响民风。因国君提倡而盛行的乐曲必然也会长期影响百姓的情趣所向，所以人民表现出来的性情也正是受了乐的长期熏陶而成。其二，乐生于人心而感于物。“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家处于如何境地，就有什么的乐产生，故而观音知政。
先秦时代，礼乐关系大体为：“礼为主，乐为辅；以礼为体，乐为用”。“礼乐”通常同时出现。，前文有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天地之序”性质决定了它相较于乐更具有强制性，表现为礼制；而乐则相对温和，并不具有强制性。乐从人心而发，出自内里，而礼则是加之于人的外在的规章制度。
[陶制编钟 于南京博物院]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制规定了万物之间存在着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而乐则体现了万物之间的谐和。人致力于乐则能调节心灵，极致则和悦，这是内在；致力于礼则调节行为举止，极致则恭顺，这是外在。故而致力于礼乐的推广，既能提高个人修养也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
作为地处南方江汉之间的姬姓诸侯国，曾国虽难免受到南方蛮夷文化的影响，但始终以周室为尊，曾侯乙墓中也处处体现周文化的影子，比如对龙的崇尚，甚至曾侯乙的名“乙”也是因字形像龙而用此字为名的。
[据曾侯乙头骨复原曾侯乙像 于湖北博物院]
当我尚是中学生时，我对曾侯乙墓的了解也仅限于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青铜器文物，是近数十年来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与马王堆汉墓齐名。然而当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曾侯乙编钟时，我才知道那些青铜编钟并非只是物件，凝聚其上的还有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这种文明直至今日依然未曾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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