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婚姻之道

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

一个女人最好的嫁妆就是一颗体贴温暖的心。 一个男人最好的聘礼就是一生的包容与疼爱。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

初识

1956年，余光中与范我存在台北举行婚礼。这年余光中28岁，范我存25岁。他们的母亲是堂姐妹，因此他们是远房表亲。

抗日战争胜利，17岁的余光中跟随父母回南京，在一位姨妈家中巧遇范我存。当时范我存14岁，眼前这位表哥“理个平头，穿一件麻布制服，看起来有点严肃，又有点害羞”。她常听姨妈提起这位表兄，夸赞他书读得好，中英文俱佳，又有绘画天分。于是不免多瞄了他几眼。

年轻时期的范我存，她皮肤白皙、五官清丽，虽柔弱多病，外表楚楚可怜，可是却有着外柔内刚的性格，深受舅舅们疼爱，众多表兄姐也把她当作亲妹妹一样爱护。

余光中对范我存这位初识的表妹显然也关心，不久范我存就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份同仁刊物，里面有余光中自己翻译拜伦的作品。范我存收到刊物，虽然不太懂诗歌，但仍被余光中的文采所折服。

相爱

1949年初，范我存随一个远房亲戚来到台湾。她因为有肺病不能入学，所以学历并不高。1950年6月，余光中随家人从香港来台湾。不久，余光中再次见到范我存，他后来在《四月，在古战场》一文描述：“一朵瘦瘦的水仙，嫋娜飘逸，羞赧而闪烁，苍白而瘦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文学与爱情，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我走来…… ”

余家顾虑范我存身体不好，范家看余光中有点书呆气。但余光中与范我存不顾各自家长的反对，从知己发展成情侣。在范我存眼中，余光中才华横溢，内涵丰富，稳定，可靠，富同情心。当时余光中在文坛上小有名气，范我存对他爱慕有加。年轻的余光中，在那段炙热的爱情时期，曾用一柄小刀，在厦门街自家院子里的枫树干上，刻下“YLM”三个英文字首，Y代表余，L是爱，M是咪咪。

而余光中也在范我存那里得到另一些艺术的启发，例如西洋现代绘画——尤其是凡高的作品，就是经由她介绍才开始认识的。

余光中每次投稿，一定先让范我存欣赏。除了心灵契合，他们又有共同的生活经验：在江南和四川的童年和少年，逃难的艰苦。他们都说得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一直到今天，他们之间仍用四川话交谈。他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除了谈音乐、绘画、文学，也常看电影，有时候会骑脚踏车到淡水河边、永和的竹林中去。

1955年，余光中开始翻译《凡高传》。他在白纸的正面写译文，反面写情书，然后寄给范我存，由她誊写后再寄回给他。前后11个月，全文30多万字全由范我存陆续誊写在有格稿纸上，之后才由余光中送往《大华晚报》发表。

“她了解我，对文学艺术富有敏感和品位，这是最吸引我的特质。”余光中回忆当年恋爱的心情，满是温柔。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范我存结婚。在中山堂摆了15桌喜宴，宾客包括梁实秋、夏济安、蓝星诗社的诗友及余光中的同学。

婚姻生活

范我存婚前的娇柔羞赧，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身体素弱的她，在生下长女珊珊后，渐渐强壮起来。从1958年到1965年，7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唯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余光中幸福地把她称为“小袋鼠的妈妈”，说“她已经向雷诺阿画中的女人看齐了。”

对于丈夫的文学活动，范我存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余宅，文人荟萃。范我存为了维护余光中创作，竭力营造一个宽阔的艺术空间，凡能做之事，均一手包办。在女儿幼珊的印象中，余光中从来没去过他们学校，可能连一个老师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他们也一直认为这很正常。“他全部的精神和时间都放在文学上，生活的琐碎细节根本无法进入他的世界。”

范我存把全部心力都奉献给了家庭，直到孩子大了，才开始发展自己的兴趣。她喜欢赏玉买玉，慢慢成了行家。到高雄后，渐渐有人找她讲玉，她便在城里的别屋开班授课。范我存乃下功夫不断读书自修古玉及历史知识，她的口才本来就好，讲起课来，引人入胜。后来“高雄市立美术馆”成立，范我存自动申请当义工，担任美术馆导览，颇受欢迎。

范我存这样评价余光中：“结婚后，他百分之百相信我、依赖我，虽然他不是常会说甜言蜜语体贴的丈夫，但是他以行动来表示对我和孩子的爱。”

余光中这样评价范我存：“她的优点很多，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我们能契合，而且她能充分和我的事业、我的朋友融成一片。我们不但有共同的兴趣、嗜好，又有共同的朋友，婚姻怎么会不稳固呢？”

“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这就是余光中的婚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