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在重庆郊区的一个村庄。我的童年，有来自故乡深深的印记。
老年：乡村养老路在何方？
今年是第一个没有爷爷和奶奶在的春节。
往年的大年初一是必定要留给回乡下看望爷爷奶奶的，今年的行程却是改为给爷爷奶奶上坟。爸爸在爷爷家排行最小，重庆话称之为老幺，喊起来有亲昵的意味在里面。的确，爸爸算是爷爷奶奶老来得子，自然也是最受宠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艰难的年代，家里的伯伯们都没上几天学，唯独我爸爸读了中专，进了城市工作。伯伯们早年在家务农，随着城市化的兴起，几个伯伯才出外打工挣钱。而我爸爸一直在城市工作，顺顺当当安家在了城市里，堪称知识改变命运。
今年，爷爷奶奶都不在了。爷爷走的时候，我在英国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不能够赶回家见他最后一面。接到爷爷去世的电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英国的夏天，白昼长夜晚短，往往晚上十点钟外面的天色依然如同白天。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光亮从窗户倾泻在我的身上，我的脑海里总是爷爷干瘪的，皱巴巴的那双手。
和农村里一些人的观念一样，女孩总是不受待见。我妈妈告诉我，爷爷刚知道我是个女孩的时候，其实不太高兴。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每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他大概也没有办法，只得作罢。和很多农村的老人一样，爷爷一辈子把日子过的异常节约，甚至可以称之为拮据。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爷爷奶奶住在祖上传下来屋子里的时候，卧室里有一盏雾蒙蒙的瓦数最低的黄色小灯，因为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经常看不清楚屋子里的东西。当年刚知道我要去英国的时候，爷爷第一反应是：这得花多少钱？爸爸告诉他：“公家出的费用，我们不用掏钱。”他顿了顿，满意地说：“那就好。”
奶奶却和爷爷相反，非常疼我。我和奶奶的感情也是最深，我有一半的童年都是和奶奶度过的。她也是一样的节约，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总往家里捡塑料瓶子和各种废纸。我至今都有囤积东西的毛病，大概也是受奶奶的影响。她一辈子操劳，带大了四个儿子，又来带孙子孙女，直到90多岁的时候再也走不动才回到农村。回到村子里之后，她依然每天起来在屋后的菜地里忙碌，杵着拐杖慢慢地料理那一片菜地。后来，记不得是什么时候起，她连拐杖也无法使用了，走路需要我们搀扶。她每天枯坐在房里看一台80年代的电视机。电视机信息还是模拟信号，有时候还会出现雪花形状的图案，她却看得目不转睛。又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她瘫痪了，说话很困难，也无法动弹，每天要靠用勺子喂食。她的记忆时好时坏，有时能认出我，有时候认不出来。每次看到她躺在那里，干瘪的皮肤松松塌塌地搭在身上，暴起的青筋像蚯蚓一样在身上蜿蜒，我就一阵揪心的疼。
其实早在前几年，通往村子的公路边上，新开了一家养老院。爸爸妈妈曾经抽时间去看过那里的条件，但爷爷奶奶不愿意去。在他们的观念里，去那里就代表着子孙的不孝。自己生了那么多儿子，难道老了还让陌生人来服侍？爷爷奶奶早就给自己买好了棺材，堆放在祖屋的客厅，村子里的木匠用实木手工打造，是一片阴沉的黑色。他们的财产也是早就想好了如何分配，他们的存款用来办丧事也是绰绰有余，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等待人生的那个终点会如此平静。爷爷去世不久，奶奶也瘫痪了，几个儿子便轮流照料她。奶奶瘫痪的一年多里，她像候鸟一样辗转在几个儿子家里，有时候在农村，有时候在城市。时间久了，人多嘴杂，生活费谁付出得多些，谁出了多少医疗费，就变成一些隐隐的争端。奶奶已经说不出话了，不知道她听到这些，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直到去年，奶奶走了。
我只记得奶奶下葬的那天，凌晨五点，我开车从家里回乡下。早上的寒风凌冽，整个城市还在沉睡之中，车窗外的景色从沉默的高楼大厦渐渐换为广阔的田野。车里的在放一首叫做《秋意浓》的歌，刚好唱到那句：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时我正行驶在那条熟悉的乡村公路上，路过那间奶奶没有机会去的养老院，我想，在我将来有老去的那天，我更愿意有尊严地死去。
（上图为能找到的给奶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中年：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
现在的家乡，村子里的人大都搬到了重庆主城区，或投靠儿女，或变成进城务工人员不再回来。大年初一的乡下不复往年的热闹，只有稀稀拉拉的鞭炮声提醒着这依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家乡的这个村子不大，爷爷奶奶的祖屋和大伯、二伯、三伯的家只相隔遥遥数十米。爷爷奶奶已经故去，大伯和三伯去了城市，只剩二伯还在村子里坚守。随着这片土地要开发的消息传来，村子里的人带着拿到一笔丰厚的拆迁款的希望变得欢呼雀跃，没人耕种的土地渐渐荒芜。二伯把村子里的荒地利用起来种各种蔬菜水果，每次回乡下，我们照例会得到二伯下地刚刚采摘的一大筐蔬菜。这些对城里人来说，代表着有机，代表着健康和安全。今年的大年初一回乡探亲，也不例外。
（上图为夏季回乡下的时候，我们在采摘二伯种的葡萄）
如今农村开发似乎就等于一夜暴富，但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呢？人与土地的关系仿佛就此割裂，失去土地的他们又怎么继续后半生的生活呢？二伯早年在农村务农，后来进城做水泥工，算起来大概是第一代农民工。只有小学学历的他很难找到其他工作，人老了做不动了，城市里便没有他的容身之所，最后只能回到农村。他的儿子，我的堂哥，在高中毕业之后也去了城市，也是做水泥工。有一次做工的时候受伤，双腿落下残疾，从此走路一瘸一拐。每次回乡下都没有看到我的堂哥，他似乎每年都很忙。只有一次，他做工的工地上拖欠所有工人的工资，愤怒的工人们和包工头起了冲突，所有的工人最后都被送到了派出所。这么多年只有这次他主动给我们家打了电话，他问我们有没有认识的派出所的警察。
工作上的不顺利并不妨碍他积极响应二胎的政策。今年回乡下，听二伯说他已经准备生一个狗年宝宝。二伯说起他就满脸的生气：“他每个月就赚3000块，你嫂子天天在家里呆着也不工作，就这样还想生二胎！我的退休工资都补贴给他了！”
我今年刚生宝宝，知道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的物质成本和精神付出有多大，不由得为这个家庭的未来叹一口气。命运用一种奇怪的方式重复着，越穷就越要生，生了之后更穷，仿佛是一项定律。
少年：乡村少年的身份认同
莽子，重庆话里有傻乎乎的意思。莽子是二伯的孙子，他其实并不傻，只是看起来憨憨的。我每年回乡下都要给他带去糖果和牛奶，他看到吃的时候总是很开心。我几乎目睹着这个曾经流着口水，衣服上沾满泥土的小孩，渐渐长成比我还高的少年。冬天里他的脸永远红红的，是那种寒风刮在脸上那种粗糙的红。好几次我们想要到乡下走走散心，不太认识路，二伯便吼一声：“莽子，快给他们带路去。”他就像一阵风一样跑过来，在田野之中穿梭得如鱼得水。
今年，莽子也成了快要高考的学生。他在他父亲做工的工地附近的一所高中读书，父亲忙着赚钱养家，没时间管他。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之后，莽子的父母决定抓住机会再生一胎。所以他的母亲，大约也是没什么时间管他的。这次回乡下二伯说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莽子总是花得干干净净。“他就知道和班上城里的孩子攀比，脚上的那双鞋都是1000多元，过年刚买了3000多元的新手机。”二伯举着自己手里油漆都脱落了的诺基亚，忿忿不平地向我抱怨。但二伯显然拿他毫无办法，因为某品牌的新球鞋，某品牌的智能手机都算是班上孩子们的标配啊。他的将来是怎样的呢？二伯说：“他的成绩也不太好，算了，至少让他把高中读完，以后随便读个大学就算了。最好是去学电工之类的，会点手艺，以后能有一技之长。”
我在刚工作的时候，做过一个关于农民工子女的研究课题，记得在研究成果之一的研究报告中我写到：与城市中出生长大的孩子相比，农民工子女无论是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更需要来自社会的重视与关怀。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常见的矛盾，我们既不能阻止它的出现，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它就像一颗坚硬而柔韧的刺，扎进这个飞速发展、日益富饶的国度，让城市中生活的你我产生巨大的痛感。这个春节假期，当我朋友圈里孩子们在国外游学，在三亚过冬，在逛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的时候，这种痛感仿佛更强烈了。阶层之间的壁垒仿佛不是那么容易逾越的。
今年回到乡下，又见到的莽子。在我们面前，他是内向的，大部分时间在沉默地玩着手机。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发达，听说未来将有一条高速公路穿过这个村庄。站在村庄的最高处，已经能看到不远处的高楼大厦，而这片土地要开发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这个村庄。二伯一家只等年后拿到了拆迁款就要搬走了。未来的某一天，这里的房屋会在挖掘机的轰鸣中化作烟尘，随之消失的还有我童年的回忆。也许从明年开始，我便和莽子一样，不再有家乡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