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原文释义：曾子说：“谨慎对待父母的终老离世，祭奠缅怀列祖列宗遗训；老百姓的德性自然就归于忠厚老实了。”
曾子其人我们已经谈过：详见“体悟《论语》004”曾子其人
我们以多次强调，儒家的对话的对象是当权者，也就是执政者。这里是告诉执政的法门，或者告诫执政者从哪里着手可以让治下百姓民风淳朴？
两条建议都是礼法范畴，用当今时髦的话题讲是属于“民法典”范畴。礼制是介于法制与非正式制度（比如：口头约定）之间的一种约束方法。常见于宗族社会的内部治理。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对于解决社会成本最小化具有莫大的意义。如果所有问题都诉诸法律，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社会是负担不起的。
1、父母的生前身后事
死亡是我们中国人不太愿意触及的话题，一是这个从小就被家庭教育列为禁忌话题，二是中国人认为不详的事情尽量少谈或者不谈。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也讲过：“未知生，焉知死？”。简单来说就是：“生”的事情我们还没搞明白，谈“死”干什么？听起来是有道理的：活着这件事我们都还没搞明白，了解死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其中的道理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切换个角度看，也许向死而生暗含的力量更为巨大。
一生之中，或多或少你都会遇到死亡事件，其中不乏你自己身边事，也许是亲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现场亲历。体验之中，我们都会想到死亡，然后选择尽快遗忘，回到正常生活中继续。理性中，我们坚信：人固有一死。但情感中：我们都不承认自己会死去。耶鲁大学教授谢利·卡根在《死亡哲学》一书中谈到：死亡并不是坏事，因为对于生者来说，它还未发生；而对于死者来说，在其中。而永生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生活会因为时间无价值而变得乏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死亡绝非一无是处。向死而生，在思考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时，紧迫感反而会让人生的价值尽可能的最大化，从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父母的生前身后事，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分水岭。欧洲工商学院教授曼弗雷德在《性、金钱、幸福与死亡》谈到自己母亲的离世，虽然自己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母亲的真正离开，却还是让他久久沉浸在痛苦之中无法自拔。而此刻的自己，面对在世的父母，我还不知道自己还能多做一些什么，一个无答案的话题。
2、祭祖的社会学观察
清明扫墓是中国人的习俗，在农村就是添坟，添坟就是把祖宗的坟墓修整一下。如果不能修整，慢慢因为耕地种植的原因，坟墓就被破坏了，此家的香火也就断了，坟在乡村就是人丁兴旺的标志之一。祭祖就是供奉祖宗的亡灵，求亡灵庇荫以至繁荣子孙。余英时教授说：任何哲学或学术思想至终均走向世俗化，而民间信仰正表现了这种特征。此外，祭祖是和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庄士敦(Johnston)在威海卫的一书中用了一句“没有祖产，没有祖先牌位”来说明财产和祭祀的互惠关系；亚赫恩(Ahern)的“中国乡村的祭祀”(TheCultoftheDeadinaChineseVillage)一书也证实了这个互惠关系。祖灵的祭拜与家族的建立扩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因素。祭祖既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骨干，中国人便借此形式来发挥中国式地方政治的权利，以致祠堂如解决家庭纠纷的法院，并担任社会治安的维持，义仓、济贫、义学、奖学金等功用，很明显的，祖先崇拜发挥了加强家族意识、整合社会的功能。
3、民风的塑造
稳定大于一切，如果不考虑人口激增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此引发的社会动荡这个因素。反过来看儒家的宗族系统对整个社会的有序运行，确实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进入城市化社会，社区功能取代了祖宗祠堂，但其有效性和维系成本却跟宗族的效率无法相比，其中的对比研究没有看到有效的证据。单从人与人之间的割裂关系看，已经远远不能相提并论了。民风就是公德，公共道德。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有效进行，如果没有了宗族的连接，还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回到宗族社会。问题归结，这就是城市治理水平，城市治理不是干净的街道，漂亮的楼房，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与互动，简单来说就是如何搞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
“人”才是核心，一切治理向“人”看齐。
（码字：2020.6.8 于清创空间）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