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说：人们习惯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义就不同了。
小刘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笨人。聪明的人写剧本知道找捷径，怕绕远怕做无用功，善于在宾馆里侃故事，刮头脑风暴；笨的人写剧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无用功，却能够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对小刘说：我们肯定不是聪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
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
领袖总是领袖，只要能当上领袖，不管当上什么肤色、什么民族的领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国民众之间，既不必联合，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如果发生世界性的核战争，最后剩下的，就是各国的几位领袖，因为他们这时住在风景优美的地球上空，掌握着核按钮。掌握按钮的人，历来是不会受伤害的。（就像是皇帝而言，无论是哪个朝代的皇帝，生活总是优越一些的）
这时我突然明白，该受指责的不是委员长，而是几十年后这些书的自作聪明的作者。是侍从在梦中，还是丞相在梦中？侍从在梦中。不设身处地，不身居高位，怎么能理解委员长的心思？书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吗？委员长连委员长都当上了，头脑不比一个书生聪明？是书生领导委员长，还是委员长领导书生？是委员长见多识广，还是书生见多识广？一切全在委员长——万般世界，五万万百姓，皆在委员长心中。只是，当时的委员长的所思所想，高邈深远，错综复杂，并不被我们所理解。委员长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非也。
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是专制还是民主，似乎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象更真实一些。
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的，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边走边看到，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
对待国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国有几万万治下，得罪一个两个，枪毙一个两个，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位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个顶一个的人，开罪一个洋人，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对待——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中国与外国的区别。
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的面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自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值得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他们的头发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现在这些干瘦、萎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饥饿使得他们腹部肿胀，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他们的声音枯竭，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头上，他的自信心难道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邱吉尔面前，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毕竟，蒋还是人——说到谁还是个人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譬如，一个妻子说丈夫或丈夫说妻子“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头落地后，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灾也有不同。外国人救灾是出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不是罗斯福、邱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没有宗教教义（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和性交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一区别。
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
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或是为了向某个情人证明什么也好，我们都不管，只要为我们做好事。
自然的暴君，又开始摇撼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了他们的高梁，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把他们赶上死亡的路途。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
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万千的弟兄正在奔赴前线，谁知一个月后，我还能带回来多少呢？灾民正在挨饿，士兵不吃饭也会挨饿。你是省政府主席要考虑民众，我是战区司令也得考虑战场和士兵。我说句不怕得罪主席的话：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蒋介石望着窗外废墟和浓烟中的人群：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
陈布雷看蒋介石。
蒋介石叹口气：他们身上没有负担，他们尽可以与民众站在一起。
（看完全书我想到了斯宾诺莎的一句话：对人们的行为既不要嘲笑，又不要悲哀，也不要诅咒，而要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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