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是我奶奶最小的一个孙女。奶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父亲是最中间那个，也就是最不讨喜的那个。大姑小姑都已经出嫁，小叔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离开老家。家里只有父亲和大伯两兄弟。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大伯家生了三个女儿，我家也是两个女儿，后来我小叔结婚后也生了一个女儿。这对我爷爷奶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没有孙子留后。但当时我们五个女孩也被长辈们称为是五朵金花，备受长辈喜爱。尤其我是最小一个,多少有些恃宠而骄。
我出生在这个叫做欧塘的村庄，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甚至已经快完成了整个城市化的今天，有这么一个叫做故乡的地方确实温暖和自豪的。但在那时候，所有人都想离开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
整个欧塘绝大部分人姓徐，而姓徐的人中绝大部分又来自“六家头”。我的老太公，就是我爷爷的爷爷是一个很有远见和格局的人，在清朝末期，他凭自己的力量创建了一番很大的成就，在村里建造了一座象征显赫地位的房子，就是我奶奶去世所在的老屋。他有六个儿子，在他去世前，为他六个每个人都安排好了营生。他交给我爷爷的父亲（我的太公）是一个婺剧班子.太公带着自己的婺剧班子四处演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婺剧班子散了，深受打击的太公被逼疯了，疯疯癫癫的太公后来死在日本人的抢下。爷爷继承了太公的衣钵，但一直没能将自己的婺剧事业发展到新的高度，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大堂姐也跟我的爷爷学过几年婺剧。
也许是骨子里传承了一股创造新业的基因，我的父亲自小跟着他的六爷爷习武，且写的一手好字，高中毕业的他是村里的知识分子。但作为家中的二儿子，什么好机遇都与他擦肩而过。60年代，各地征兵，父亲满腔热情想去当兵，但因为年龄还小，最后还是把机会给了大伯。于是他努力学习，但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高中毕业后他只好下地务农，不像小叔，赶上好时代能考上大学。他不甘心在农村做一辈子的普通的农民，故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村里当支书。在那个时代，父亲清楚地知道在村里当支书并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抱负，于是又自学法律，成为了法律工作者。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80年代，农民还是占中国的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下，为了改变物质匮乏的生活现状，农村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很多农村人甚至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城市户口。要想离开农村，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状，有两种方式，第一进城打工，第二上学。而我父亲肯定会选择第二种方式。以至于后来父亲对我们姐俩的要求就是读书。对于农村的孩子，读书是唯一出路，所以后来我们确实离开了村庄，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叫做欧塘的村庄就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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