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学校举办了教师读书会，再次重逢余秋雨的《中国文脉》。翻看着书页，作为语文老师，书里所述的文学发展历程自然知晓，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再次捧书时，与初识的阅读感受已大不一样了。再次阅读时，两个疑问一直盘桓脑海：究竟怎样的文学思想才能以“脉”称之？对于孩子们，他们怎么知道何样的文学作品才值得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呢？书页慢慢的翻到一页，余老这一段文字映入眼帘：
“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减法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
等级，是文脉的生命。
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疗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
其他行业也讲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学，是唯一。
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但是，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
这段话简言之，对于文脉的确定首先是文学等级的确定，而文学等级的确定首先需要的是对于文学文本有一种较为公正客观的判断，而这种判断非仅仅读一篇读一章便可简单定论的，这需要阅读者不断阅读，不断比较，不断深究。那么怎么比较，如何深究，还是茫然，正如余老先生所言“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无奈我还是继续读下去，直到看到阮籍的故事。
“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人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人!他一直在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如果几年前读到这一段，不免还有不解之处，为何对于前来吊唁的人阮籍都会投以白眼，而唯有嵇康备着酒，拿着琴却受到阮籍的欢迎。但前几年上《<庄子>故事两则》时，翻查了一些庄子的典故，便知道了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在妻子去世时，同样没有悲痛而哭，恰恰相反，“方箕踞鼓盆而歌”，即岔开腿坐在地上，敲击着盆唱着歌，因为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于气之聚；人的死亡是由于气之散，所以人的去世不过是回归自然，不但不需要悲伤，甚至还为去世之人感到高兴。魏晋时期战乱四起，朝代频繁更替，使得玄学兴盛，也就是老庄哲学成为了名士主流，阮籍更是崇奉老庄之学，故阮籍此举便是效仿庄子，以表追道之心。而阮籍的青白眼，等的是可以同他一道效仿庄子，敲着盆，打着鼓的人。于是，阮籍和嵇康的这一次相遇，便在魏晋一片靡靡之声中撑了一段“风骨”。
但奇怪的是，无论阮籍如何效仿庄子，历史上留给他的笔墨总是有限，远不如在他一百多年后，另一位老庄哲学的拥趸者——陶渊明，这又是为何呢？前些时日上《桃花源记》，文中有一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可以理解为“田间小路交错相通，鸡鸣狗叫到处可以听到”，村内景象其乐融融 ，但在课堂整理此文中的成语中，有学生提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似乎字面的含义与桃花源记意境颇为不符。翻查资料后，才发现“鸡犬相闻”一词最初是出自老子《道德经》十八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含义是：使人民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快乐。即使两国人民相处得很近，交往密切到连鸡狗的叫声都混在一起，却从来不发生战争。所以“鸡犬相闻”一词又何止单单是鸡鸣狗叫之意，还暗指了人与人相处和睦，没有纷争。恰和《桃花源记》中所追慕的那个理想社会。所以这位五柳先生心目中的老庄哲学就是：扛着锄头，穿着破衣，既不骂天，也不骂地，向着自然去追求自然的生活，有酒喝个够，没酒就安然写文，写写梦中社会，叙叙田园之趣。
前后两位文人一对比，不难发现，阮籍对于老庄的模仿，目的是与当时的礼教礼法抗争，他们的放浪形骸，奇形怪样，甚至以吸食五石散的方式逃避现实，何尝又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自我毁灭，阮籍等魏晋名士既瞧不起这可恶的世道，但又始终放不下对于“士族”一脉的希冀，终于在这种损他又自损中，“风骨”最终还是走向了消散。
而陶渊明则退居田园，回归自然，饮酒著文，在一片悠然的菊花下，重建了人们对于“桃花源”的向往，他抛下身份，扔下成见，不弃梦想、不坠荒途，在泥巴与杂草中，建起了屹立千年的文学殿堂。
这样一比，两者高下立判，莫怪乎后人提及阮籍便是“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而陶渊明则是“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正如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中所述：“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争斗权谋的无果和无聊看得很透，这一点与魏晋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细加对比，他会觉得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他还会觉得，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都邑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所以就“文脉”而言，阮籍等人只能说是留于行而未润于心，而陶渊明才是真正的继承与发扬，故而浩渺的中国文史中，陶渊明便成了后世文人心灵丰碑，而阮籍只能与其他许多人一起，让后世说起“魏晋风骨”后，还不得不加上一句“可惜了”！。
可见文学等级的确定，虽“没有清晰路标。”，但只要阅读者源源不断地补充自身的源流，其高下在阅读的积淀下，自然就会渐渐明朗。今人读书，颇有不解之处，非文字之艰涩，而在于源水之不足。源流不足，河道自然阻塞。读书亦然，不知其从何而来，自然不知将向何去，更不用说判定其高下优劣了。
有此可知，知其源，方能通其意，感其优劣。而对于文学的理解品读，远非一章一节便说得清辨得明的。追本溯源，是阅读的技巧也 ，也是阅读的追求。积淀，既是知识的收集，也是智慧的沉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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