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乱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来：“他向组织坦白了。”
再见局长的时候，他的眼镜已经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红丝，他说我想抽根烟。给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认了，他弟弟和另一个嫌疑人是他从山东警方手里以江西有案底为由接回，之后私放，让家属对外宣称死亡。
我问到跟他同去山东接的还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个人是不能办这个手续的，我再问：“有没有人跟你去山东？”
“没有。”
膝盖上的手机响了，是老郝发来的短信：山东警方提供了介绍信号码。我把这个号码写下来，递给对面的人：“这是你开的介绍信号码，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