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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胖原本名字叫雯霞，只不过长了和当时幼小的年龄不相符的胖胖的身体，因此被大家取笑称胖胖。刚开始的时候她也会噘着嘴发怒，但那样并没能阻碍大家取笑她的热情，反倒引发了哄堂大笑，久而久之她也就习惯了，对这个称呼也不再反驳。
我胖胖相识于2000年9月，那一年，我们上初一。从不同的小学毕业分到了同一个班级，后来又做了同桌。对于这个安排，我刚开始是百分百抗拒的，也做了各式各样的努力。比如在按身高排座位的时候专门离她很远，私下给其他同学好处互换座位，不断地欺负她期待她生气后主动离开。可还是在阴差阳错下终于没有跟她分开，而且一直做了三年的同桌。
小的时候，不喜欢一个人总是表现的很直接，幼小的年纪也往往负担不起所谓的理性。就像我为什么不喜欢跟胖胖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别人都不喜欢她，因此我觉得我也应该不喜欢。
在后来的相处中，我知道了关于她胖的秘密。她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普通的农村家庭，加之母亲又重男轻女，对小她三岁的弟弟自然是万般宠溺，恨不得给个天下。而她却在尚不能顾全自己的年纪，被母亲逼迫做家务，照看弟弟。甚至连生病了也可以被忽视，八岁那年，她生病后因为未能及时治疗，后来输了血浆才得以痊愈。而她的身体也随着病情的慢慢好转一发不可收拾的膨胀了起来，成了我认识的那个样子。当然这只是她的说辞，而我也在尚不能辨别的年纪相信了那种说法。
因为知道了她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也因为她慢吞吞、不急不慌不恼的好脾气，我渐渐的不再欺负她，反而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们拿着课本以背书为名到过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也在那里留下我们深深的情谊和好多秘不外泄的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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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在不经意间划到了高中，我们在逐渐繁重的学业里慢慢少了联络，只是偶尔来到对方的教室后面吐槽一下同学间不可避免的摩擦、彼此释放一下繁重的学习压力，最重要的是八卦一下各自班上俊男靓女的懵懂爱情事。
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不可抑制的对她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我在她那里找到了亦母亦姐的感觉，甚至我母亲都很认可我们的感情，不再担心我跟着同学会学坏。
那是高三那年的深秋，天气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降了雪，我也在毫无防备下得了感冒。然而当时的学业又特别紧张，我只好拖着沉沉的病体去上学，结果却没出息的发起了高烧。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话，没办法通知家人。她知道后只好先把我带到她学校附近租住的房子，给我裹上她厚厚肥肥的衣服，塞进她暖暖的被窝，然后忙进忙出的给我喂药，喂我吃饭，我在她为我营造的那个温暖的环境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整天后，感冒好了很多。
之后的几天，为了防止在回家的路上加重病情，我“听话”而又心安理得的吃住在了她那里，毫不客气地享受着她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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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在紧锣密鼓中的备战和从上而下的恐慌中终于还是来了，那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战争，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而我和她意外的都落榜了。
记得那个夏天特别的漫长，两个月却好像过了两年。开学后遵从自己的心意也是顺从大人的安排，我决定去复读。临开学前的一天我去了她家，但不出意外地得到的答案还是她将终止自己的学生时代。
早在高考结束后，她的家人就表明了态度，纵然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事情也并没有发生任何转折。她的母亲，那个未曾读过书的农村女人，将她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总算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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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我背起行囊到大学报到，她收拾行李南下打工。
我们继而开始了各自忙碌的生活，在电话里热切地诉说着各自发生的新鲜事。我给她描述学校里恢弘的图书馆和舒适整洁的宿舍，还有各式各样有趣的社团和时不时组织起来的演艺活动。她在对我羡慕的同时也顺带说说工厂流水线上繁重的工作和拥挤宿舍中和同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
后来，我们依然有很高频率的电话联系，只是言语间却再没有了之前的共鸣，随着各自生活圈子的不同，慢慢的我们不再第一时间就掌握到对方的行踪，也不再很及时的嗅到对方或喜或忧的小情绪。
蔡崇达在《皮囊》中写道：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我和胖胖的感情就这样在时间里慢慢变得淡漠，甚至都不主动去打听对方的近况，我们很默契地把自己沉浸在各自的生活里，新形成的圈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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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国庆假期，我从邻居口中知道了她已经结婚生子的消息，我在惊讶于事件发生的速度之快之余却也觉得尚在情理之中。毕竟农村的女孩儿到二十几岁，如果不是在读书，当真是到了该成家的年龄。
那个邻居是胖胖和他丈夫的介绍人，从她那里我知道了一些关于胖胖丈夫的事情。
那个男人大她三岁，是一个装修工人。在和她结婚前一年，本已经跟处了一年多的对象订婚了，却不料结婚前对方家人突然反悔，他不但所有的积蓄打了水漂，还借了亲戚几万块钱。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经此一劫更加不好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介绍给他的姑娘虽然看上他的人却嫌弃他穷困的家庭，最后都不了了之。
后来遇到了胖胖，胖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铁了心要嫁给他，家里人反对无果后只得同意，不管能不能过的好，她终于替自己做了一回主。
我们终于见面了，在她的人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后，在她家那个破败的屋子里。看得出来，那间屋子已经住了很多年，半间屋子里堆着粮食和杂物，半边屋子盘着一通炕，她坐在炕上，屋外的亮光从不大的一扇窗户了照进来，照在她红扑扑的脸上。
她对着我笑，对我说。“你刚放假，不待在家好好休息，还麻烦跑这么远来看我。”我听着，鼻子突然一酸，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最正常的探望却用到了“麻烦”二字。
出门的时候遇到了她的妈妈，那个曾经执着的不让女儿复读的母亲抹着眼泪跟我说，“雯霞真是命苦，找了这么个婆家，老的常年生病，结婚的时候又借了那么多钱，这日子可怎么过？”那一刻，我竟不知道这一切该怪谁。
后来，我结婚生女儿，也都很自然的没有通知她，不是没想起，而是不想给她添负担。
当告别了年少，我们终归在走向自我征程的途中坐上了不同的列车，相互惦念，却也不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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