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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登年轮学堂:疯子、捣蛋鬼和人类学家

樊登年轮学堂:疯子、捣蛋鬼和人类学家

作者: 樊登年轮学堂 | 来源:发表于2020-12-22 16:31 被阅读0次

    你知道吗,中国现在还有原始部落呢。

    这个原始部落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它的名字叫做翁丁村,全村只有400多人,这个寨子所有的建筑和人文都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

    其实,翁丁村这种部落是当做景点被刻意保存下来的,而在遥远的非洲,真的有许多村庄的生活停留在原始部落的阶段,那怎么才能走进这些部落的文化、语言和风俗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群体,人类学家。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人类学一本特别有趣的书《天真的人类学家》。本书的作者名叫奈吉尔·巴利,他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大英博物馆附属人类博物馆馆长。

    这本书不像一般的学术著作那样枯燥,而是幽默风趣,让人捧腹不止。严格说起来,这是一本人类学的工作笔记,作者记录了他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

    作者把人类学家在非洲原始部落,是如何克服乏味、灾难、生病与敌意的真实田野生活,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读完这本书后你会发现,《天真的人类学家》是一本奇书,作者用自嘲的口吻,把田野调查的酸甜苦辣描述的淋漓尽致,反而让人心生向往,恨不能马上打包行李也去一次遥远的原始部落。

    印象最深刻的是,书里介绍了在多瓦悠村,作者当时在费劲地啃食一种特殊的椰子,这时候一位好心的老太太显然发现他啃食椰子实在费力,就端上一葫芦已经剥了皮的果肉给他。

    作者发现这盘果肉确实很软,那个老太太回答说,“当然,我已经帮你嚼过了”。

    学术著作也同样可以写得生动活泼、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并且它还不只是技巧的问题,这种方式本身也是作者世界观的问题。

    作者不把被考察者当做遥远的原始人和野蛮人,而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世界之中的邻居,和我们一样,有爱有痛。

    书里没有文明人和野蛮人之分,因为作者不再是猎奇,而是怀着一种陪伴的视角和情感去原始部落里生活。

    作者像多瓦悠人学习语言的时候特别困难,根据书里的记载,多瓦悠人的问候语很特别,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候“你的天空晴朗吗?”作者曾试图换个问候语,比如“您吃了吗?”结果多瓦悠人完全懵圈,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更复杂的是,多瓦悠语是音调语言,音调稍微不准,意思就差很多。比如有一次作者在和村里的巫师谈话,谈完话即将离开,因为买到了一些肉,所以他在告别时对巫师说:“我得先走了,我家里正在煮肉”,但是因为他把一个字的音调弄错了,结果一脸错愕的巫师听到的是“我得先走了,我要去和铁匠的老婆睡觉”。

    尽管作者自己学习语言很费劲,但神奇的是,一般非洲人都会说两种或三种语言,但是他们全是在社会环境里自然学习,从未刻意地学习任何一种语言,他们不懂什么叫时态和语句结构,他们从小学说话,轻而易举就可以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

    除了语言之外,这个部落里也有很多有趣的经历,比如当作者第一次出现在村庄里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嚎啕大哭,抽泣着说“我要看他脱下皮肤”,原来是,当地的土著人一直以为白人都是巫师转世,白皮肤是他们的掩饰,底下的皮肤是黑色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脱下白皮肤挂在墙上。所以当作者在夜晚拉上窗帘打算睡觉时,发现好几个土著人在悄悄偷看他,到底有没有脱下白皮肤。

    确实,由于信息的闭塞,当地的土著在很多方面显得很无知,比如尽管他们长期生活在非洲丛林里,但他们对动物的认识比我们还少。

    他们相信变色龙有毒,他们相信眼镜蛇无害,他们不知道毛毛虫会变成蝴蝶,他们无法分辨不同的鸟儿,更不能说出超过两种树木的名字。在多瓦悠语里,许多植物都没有名字,而是以复杂句子来代称,比如“那种树皮用来做染料的树。”而且多瓦悠人狩猎经常用陷阱,他们似乎并不希望与自然和谐共存。他们埋怨作者没有从白人国家带来机关枪,好让他们一举扫荡此地残存的羚羊群。

    多瓦悠人奉命为政府种植专卖棉花,政府发给他们许多杀虫剂,他们马上拿来毒鱼,大把撒入河中,而后捡取漂浮河面的鱼尸。杀虫剂迅速取代传统用来窒息鱼儿的树皮。他们说:“它很棒,丢入河里,沿着下游好几英里,大鱼小鱼全部杀光。

    说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其实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浪漫,不仅辛苦,而且充满着危险。

    或许你会问,人类学家为什么要这么穷折腾?作者的一些观点或许值得参考,我们观察研究那些生活在天涯海角、荒岛、丛林中的小规模人群,通过他们在当地环境下发展出的极端的文化模式,了解人类社会自身在道德、伦理、智能或各种适应性方面的最大极限。简而言之就是,用极端情况来暴露人类良知的底线。

    在作者的描述下,我们确实看到了喀麦隆这个国家一些落后甚至是荒诞的情景,比如作者想汇钱到喀麦隆,但是喀麦隆银行收完一大笔手续费后又把钱转回了英国,作者申诉无门,人家既不接电话也不回信——宛如卡夫卡《城堡》的现实版。存进银行的钱也一入侯门深似海,再也取不出来,搞得作者身无分文,全靠教会的救济才勉强度日。

    在喀麦隆社会里办事情极其低效无能,办任何事都要跑断腿,看尽脸色,办个离境手续得往返三个城市奔波,搞得作者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国家,后来还是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造假证件才搞定。

    尽管作者在非洲的日子里,每天都在面对着这些窘境,甚至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搞定与学术无关的琐事,但他仍然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这本书,正像书名所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他热爱这一切。作者也在书里说出了,他为什么要费劲折磨去原始部落考察这些民族的生活,他说一个民族的消失也代表人类可能性的萎缩。对人类学家而言,一个民族的人数多寡无关乎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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