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的观念被灌输给几乎所有地方的孩子，人们希望以此向他们灌输良好的职业道德。但事实上，今天，即便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作时间和金钱回报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几乎还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惯例，即收入最高的人往往每年以股息和奖金的形式获取大部分收入，中高收入者按月获取收入，而低收入者往往按小时拿工资。
因为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和皇帝意识到，在不断膨胀的城市里，要限制民众发表异议，就需要确保百姓衣食无忧，偶尔还需要重大的军事胜利、马戏团和其他公共娱乐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
贸易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中，人们仅仅专注于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在城镇和城市中，人们却存在不同的需求和欲望，从而塑造了不同的抱负，也相应地塑造了不同的工作方式以及工作理由。
只要人们聚居在城市，一种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的稀缺性就会塑造他们的欲望。这种稀缺性会激发渴望、嫉妒和欲望，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中，许多人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人们对于未来的焦虑加剧了政治极化现象，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痛苦，但这种焦虑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此。
事实证明，自“大脱钩”时代以来，在创造新财富方面，拥有资产比努力工作更有利可图。
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的工作目标只有一个：为它们的主人创造财富（同时无须承担雇用人力带来的义务）。
在这方面，更有可能的“催化剂”反倒可能是迅速变化的气候（就像曾经催生农业的那种气候一样），是系统性的财富分配失衡引发的愤怒。（就像曾经引发俄国革命的愤怒一样），甚至可能是某种病毒造成的瘟疫（瘟疫将暴露出现有经济制度和工作文化的不足，促使我们扪心自问怎样的工作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为什么我们经常允许市场奖励那些毫无意义或寄生性质的工作，而那些被公认为必要的工作得到的奖励却大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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