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始写这些文字，心里还是有种说不出来的伤痛。事情发生在八年前的夏天，那个本应该受祝福的季节里。
2008年，马丽参与了巴迪基金会环境建设项目。作为环境科学专业毕业的她来说，从专业角度、从工作方法上都可以很好地完成项目。再者，从态度上，我想没有哪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在一份工作面前表现的那么冷漠和麻木。
事情偏偏就这样出现了，当时基金会对项目人员的讨论过程我们无从知晓，结果是我和马丽两人有幸被选中。谣言便在这个时候如同妖风一样吹进我们的心里。而且要命的是这件事来自亲人！
我记得当时马丽说不参与这个项目了，她的一句话至今让我觉得羞愧难当：你们家人（家族人）太阴险了。后来我做了好多思想工作，把这件事当作挑战来应对的时候，她才不抵触了。
然而，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也因此越来越多。细细想来，这些挑战都是来自亲人的，我真的不太理解我和马丽执行巴迪基金会的项目，碍着堂哥堂姐她们什么了，让他们看着我们俩就像仇人一样。
在农村，我们是认认真真地做事情了。要不然我们花费着基金会的善款，挥霍着自己的青春，在村子里找什么乐趣？退一万步讲，在城市，我们依然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愉快地生活着。至于堂姐说是她给我们一个工作机会的说法，有些牵强附会。这也不应该是一个博士研究生应有的狭隘胸怀，我可以说如果当时没有叔叔的争取，根本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我还是管理着培训学校，她还是在翻译公司上班。
回到农村的我们，在工作上稍微有点进步，就会招来麻烦。那时候我们的项目经费每年五万多，预算也做的合情合理。可是有一日，又一股妖风吹过来了———我和马丽每人每年赚五万元。这股风在乡里面吹了好久，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钱，是基金会做慈善的。用老乡们的话说，我们是富裕人。可谁又能理解我们为了做好工作，对预算的那份敬畏，对自己的刻薄。
终于我在生活中明白了“众口铄金 积毁销骨”这八个字的真实含义。
2011年，基金会突然迟迟没有拨付马丽的项目款。我想可能是要终止合作了，因此我也在干着工作，做着准备。没有资金支持的项目我们是干不了的。做出这样的决定处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无论马丽如何努力，工作方面都得不到所谓“陪伴者”的肯定和鼓励，而我们的陪伴者偏偏是我们的堂姐之一，巴迪基金会的陪伴者是基金会的代表；另一方面，从08年到11年，我们在农村待了三年时间，是该回去了。
事情的转折总是有他微妙的地方。11年叔叔病重，在农村要干点活儿，没人来做。我在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帮他，于是叔叔亲自出面协调这件事情。马丽在西吉县注册了民办非企业单位，项目款也及时到位了。通过这件事，我的博士堂姐离开了巴迪基金会，她自己说没脸继续在基金会工作了，或许是真的。
回想那段时间来，堂哥邀请马丽为他的机构工作，堂姐对马丽的诽谤等等，真是无法理解，巴迪基金会优秀的文化怎么教化不了这些顽固的贪婪之徒。
马丽在民政局注册民非，堂哥碰上了，转身就给基金会打电话说一个地方不能注册相同的两个机构。我在想基金会也没有权限管理当地政府部门的事吧，堂哥这么挤兑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呢？他在做事我们也在做事，难道真的担心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对他们落尽下石？可是我们一直觉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才是需要发扬的。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琐碎的小事，让我迷惑的事情是那年叔叔不幸去世，巴迪基金会有同事来吊唁。堂哥瞅准时机在叔叔下葬后立即带堂姐和巴迪基金会的负责人去他的项目地搞妇女培训。这件事情也许只有我觉得奇怪，对堂哥来说是一次机会，对巴迪负责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吧。
2012年，媒体报道我的事，是因为公益圈有一位朋友向记者推荐。在堂哥的口中就成了请媒体花多少钱。
我们和基金会沟通好要回到银川开展工作的时候，堂哥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的外甥女在基金会工作，信息分享很快。等我们回去像往常一样开展工作时，确发现事情变了好多。民政局工作人员说我们已经去银川了，怎么还回来？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则惊讶地问：你堂哥说你们去银川了，不走了吗？
这次是换作我一脸惊愕了。堂哥总是这样积极关注我们，迫不及待我们离开西吉县。
………
真心觉得很累，不是对工作，而是对人。我们不会勾心斗角，也不会设防，就这样傻傻的付出，傻傻的被挤兑。好吧，这段文字，谨做一点记录，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有点咀嚼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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