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察审问你之前，你是一个无辜的人，但是在审问之后，你就只能是罪犯了。
美国，1973年的一天晚上，18岁的彼得·赖利（Peter Reilly）离开当地教堂主办的青年聚会后回家，发现妈妈躺在地板上的血泊中奄奄一息。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他被眼前的惨状吓得发抖，几乎昏过去，但还是想到要打电话求助。可等援助赶到时，赖利的母亲芭芭拉·吉本斯（Barbara Gibbons）已经死了。尸检表明，她是被人野蛮地杀害的：喉咙被割断，三根肋骨骨折，两条腿的大腿骨也碎裂了。
彼得·赖利身高1米70，体重约55千克，身体、衣服和鞋子上毫无血迹，似乎不太可能是凶手。可从一开始，警方看到他茫然地站在母亲遇害的房间外发呆，就怀疑是他杀了母亲。康涅狄格镇上有些人嘲笑吉本斯做事有违常理，但还有很多人并不觉得好笑，形容她难以预测、反复无常、争强好胜、不太稳定。她似乎乐于惹火自己遇到的人，尤其是男人，贬低、挑战对方，与之对峙。从任何标准来看，芭芭拉·吉本斯都是个难以相处的女性。因此警方怀疑，赖利受够了母亲的不断挑衅对抗，在愤怒的冲动中“按捺不住”杀了她。这似乎也不是毫无道理。
在现场时，甚至后来被警方带走调查时，赖利都放弃了请律师的权利，以为自己只要说出实情，很快就会被放出来。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因为他在法律和心理上都对即将来临的说服攻势毫无准备。在16个小时里，4名警探轮番盘问，其中一名测谎仪操作员还告诉他，测谎仪显示就是他杀死自己母亲的。这番对话被记录在审讯笔录里，操作员的口吻无疑是斩钉截铁的。
赖利：它真的是在解读我的大脑吗？
测谎仪操作员：没错，绝对没错。
赖利：肯定是我吗？不可能是别人吗？
测谎仪操作员：不可能。从机器的反应来看不可能。
实际上，测谎仪的检测结果远非万无一失，哪怕在专家手里也做不到。正是因为测谎仪不可靠，在美国的很多州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法庭都禁止采纳它们为证。
接着，主审员告诉彼得，已经找到证明他犯罪的物证，但这是假话。他还对男孩解释了为什么他自己会不记得事发情形：赖利被母亲气得火冒三丈，在杀人的时候进入了凶残状态，现在他刻意压抑了这段可怕的记忆。警方的任务就是和赖利一起，“深挖”男孩的潜意识，直到回忆浮现。
他们挖啊挖啊挖，尝试种种方法把赖利的记忆带回来。直到赖利逐渐“记”起来：一开始模模糊糊的，后来就鲜明生动起来。他割断了母亲的喉咙，踩踏她的尸体。等到审讯结束时，对赖利和审讯员们而言，这些想象都成了事实。
审讯员：但你还记得，用一把直柄剃刀切开她的喉咙。
赖利：这很难说。我想我记得自己这么做过。我的意思是，我能想象出自己这么做了。它从我的脑海深处冒出来。
审讯员：她的腿是怎么回事呢？场面是怎样的？你还记得踩她的腿吗？
赖利：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象出自己这么做了。
审讯员：你并不是在想象。我认为，真相开始出现了。你希望它出现。
赖利：我知道……
对这些画面的分析、再分析，令赖利确信：它们暴露出了自己的罪行。审讯员逼他突破“心理障碍”，他则跟他们一起从脑袋里拼凑出了符合凶手行凶细节的画面。最后，在这场可怕的谋杀发生后24小时多一点点，在仍然还有许多细节不明朗的情况下，彼得·赖利签下了一份书面口供。口供非常符合由审讯员提出的，他自己也确信为事实的种种解释，尽管审讯一开始，他对这些说法完全不信；而且，整件事的后续发展也证明，这些说法无一成立。
第二天，赖利在牢房里醒来，可怕的疲劳感消失了，审讯室里的说服攻势也消失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供词。但要推翻口供为时已晚。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几乎所有的官员看来，他的口供是他犯了罪的可信证据：法官在赖利的审讯中驳回了不予采纳口供的动议，认为这份口供是自愿做出的；警方对赖利被控有罪深感满意，不再考虑其他嫌疑人；检方律师认为口供是这起案件的核心证据；最终，陪审团主要根据这份口供，裁定赖利谋杀罪成立。
伟大的美国法学家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一旦招供，除非自杀，再无避难之处。而自杀也是一种招认。”
这些人不相信，一个正常人，竟然会在不受威胁、暴力或折磨的情况下，承认自己没犯过的罪。可惜，他们错了。两年后，首席检察官去世，在他的文件柜里发现了可以证明赖利无罪的证据：在案发当时，赖利根本就不在罪案现场。赖利一案被驳回，所有指控撤销，他从监狱获释。
结束语：
警察的审讯技巧如此出神入化，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讯问技巧，包括：谎报存在罪证，如犯罪现场的指纹，或是目击者证词；向嫌疑人施加压力，要他们反复想象自己犯罪的情景；通过剥夺睡眠和无情的连续讯问，让接受讯问者脑子模糊发晕，陷入不清醒的心理状态......,请问作为一个无辜的普通人，你要是被盯上了，扛得住吗？
附注: 以上故事来自于西奥迪尼的《先发影响力》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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