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路口有一个瞎子，在那里摆摊给人算卦。一放学的时候，他就蹲在瞎子身边，听他给人指点迷津。
那时候他觉得这个瞎子真是神人，能把别人家里的事都算得清清楚楚，只用三言两语，就会让人俯首贴耳，惟命是从。
我心想，如果以后我能学到这算命的本事该多好，别人的命运就掌握在我手里，想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一点违抗的意愿都不敢表露。
后来听得多了，发现瞎子说得话都是含混不清的，好像那些话每个人身上都能应验一些。
比如家庭不和，兄弟失睦，婆媳矛盾，生意有小难，晚上会跌跤，只要把那些排卦的口诀背熟了，不管排出的卦像是什么，嘴里说得还都是那几件事。
也就是说，排卦是排卦，算卦是算卦，两者没有关联性。
既然没有关联性，排卦就只是个仪式，是为算卦讲故事准备的一件外衣。
最让我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有个同学，家里父母关系不好，有次他父亲来问瞎子，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改善夫妻关系，瞎子一本正经的按照他问的问题，起了一个卦，然后就信口开河，说影响他们家运势的主要是孩子。
那个父亲说孩子怎么会影响运势？
瞎子就说：“你家孩子命里没有文曲星，而你却非得让他上学，这是在跟天命相抗，自然会影响你家的运势。”
后来我那个同学就辍学了。
这个事情让我彻底不相信瞎子，甚至心里对他生出一种恨意。他轻而易举的一句话，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到大学毕业，学校跟我商量，要我留校，想让我担任课业咨询老师，我一开始是抗拒的。
在我看来，这跟小时候那个算命的瞎子没什么两样，自己动动嘴，别人就可能选错学业，影响一辈子。
当时因为分配的前景并不好，如果不选择留校，很有可能我要分配到边远地区，为了留在父母身边，我还是答应了学校的要求。
在我那几年的咨询指导生涯里，我尽可能多听学生的想法，少说自己的看法。
我宁愿学生在与我多次的交流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根据兴趣点去前后、上下贯通，从专业的深度、广度以及未来职业的发展是否与兴趣相契合等多个维度去启发他们，进行自主的，有意识的探索，最后决定是选择转行还是依旧留在本专业。
虽然我尽可能保持少说多听的咨询方式，尽可能用多种方法挖掘那些孩子自己内心的需求，可我的这项工作并没有得到学生太多的赞赏。
他们希望老师能够告诉他们直接的答案，告诉他们在十字路口到底选择往左还是往右。
很少人有耐心愿意和我展开多次对话来了解他们心中真正的兴趣，因而我在这项工作在学生那里的评分往往停留在及格线之上。每每让主管这项工作的校领导为我捏一把汗。
后来我还是主动辞去了大学校园的这份工作，听说个别同学知道这个消息后，还专门举杯庆贺了一番。
在他们看来，我是那种无为的老师，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不愿意为学生指明一条路的老师。他们因为我的离开而感到庆幸。
我不后悔自己做得选择，也不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心有不安。
恰恰相反，我挺为我自己的行为骄傲的，跟我家路口的那个瞎子相比，我从不口出妄言，轻易说出一句改变别人命运的话。
在我离开大学十五年后，我收到一个学生亲笔写得信，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的通信地址。
在信里，他回顾了当初接受我咨询指导的过程，说通过我与他的对话，让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毅然决然得从神经科学的专业转到了艺术专业，并成为国际上颇有造诣的艺术家。他信中除了表达感激之情外，还邀请我参加他一周后在京举办的作品展。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那天来到他的作品展，发现还有许多当年接受过我咨询指导的学生在那里等我，他们都向我表达了感谢，感谢我能用一种平等沟通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即而选择了可以终生相伴的专业。
其中还有好几个学生不好意思地坦言，他们就是那几个在我辞职离开大学后，举杯相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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