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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爱的恐惧: “我不需要任何人,也无法相信任何人”

我们对爱的恐惧: “我不需要任何人,也无法相信任何人”

作者: 鹿鸣心理 | 来源:发表于2020-02-21 12:23 被阅读0次

    BY  张婷芳@鹿鸣心理

    随着“依赖共生”(co-dependency)这个概念在主流媒体和自助文学中的扩散,许多人对依赖共生有了些了解,意识到它能阻碍我们拥有满意的亲密关系。与之相比,较少为人所知、亦不常被提及的是“依赖无能(counter-dependency)”这个概念。

    依赖无能是依赖的另一面,二者都源于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依恋创伤。如果说不良依赖(maladaptive dependency)是不相信我们可以在没有他人的情况下生存,那么依赖无能则是无法信任他人——不相信别人会照顾我们,不相信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上别人能靠得住,或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安慰和舒怀。

    在依恋理论中,依赖无能与回避型依恋密切相关:当我们年龄还小却指望不上生活中本应照顾我们的人,就会把依赖无能作为补偿机制发展出来。

    有人将依赖无能描述为一种“对亲密的逃离(flight from intimacy)”,其典型特征包括:难以亲近他人、求助无能、完美主义、展露或感到脆弱时会极度不安、难以放松心情并沉迷于工作或健身等活动当中(Weinhold & Weinhold, 2008)。虽然把依赖无能概念化是有帮助的,但这些描述也有着使这种生存模式被病理化的风险。

    也许我们可以不把依赖无能看作是一种诊断,而是一种在童年的适应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行为模式。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曾是一种有用的策略,只不过,如果我们过于刻板地遵循它或者让它成了我们应对生活的唯一方式,它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敏感和有天赋的人容易形成依赖无能呢?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点。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天性,以及他们需要很高的自主权使然,但也可能是他们在家庭系统中承担的角色(能人儿、代理家长、万事通)所导致的,也可能因为有不尽责的或反复无常的父母。

    如果我们的父母在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没能有所回应,我们就可能会把这种感受内化,即觉得我们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情绪和需求——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决定再也不向任何人索要任何东西。换句话说,在亲代投入匮乏或时断时续的情况下,我们学会了撤销指向他人甚至是自己的需求。

    依赖无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出现,我们可能都没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会重复一些特定行为。在依赖无能的状态中,我们倾向于使用“失活(deactivation)”来应对依恋情绪的触发,失活的意思是我们会自动地将注意力从引起强烈亲密感和脆弱感的事物上移开。

    以下是一些在有意识或潜意识下使用“失活”策略的例子:

    最小化和遗忘

    最小化(minimising)是指我们对过去或现在的关系中所受到的伤害感进行弱化。我们感到无法诉说自己的感受,当我们对别人生气失望时会感到内疚,或者因为“抱怨”而感到羞耻。我们可能因为聊天时占了话头而感到不自在,于是便宁愿永远只做倾听的一方。

    当我们谈起痛苦的过去及现在的经历时,可能会用超脱的、智性的、疏离的、理性的方式说出口。我们会说出类似于这样的话:“我想他们不是故意的,” “他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所以我继续纠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依恋理论之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认为,这种“防御性的信息排斥(defensive exclusion of information)”有着一种进化学上的根源——处于不利环境中的时候,避免表达感受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如果经验告诉我们,愤怒会招致他人的遗弃,或者我们的悲伤是种负担,那我们的预设是隐藏情绪就无可厚非了。如此我们学会了切断情绪——初时是指向别人的情绪,然后是指向自己的——来防止可能招致的家庭或团体对我们的拒绝或驱逐。

    极端情况下,我们不仅会最小化伤害,而且还会真的把整个事件或一连串事情遗忘。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经历过难以承受的痛苦经历的人会发展出一类失忆症。使用“背叛创伤(betrayal trauma)”一词,研究者Freyd和Deprince(2001)解释了我们是如何为了能从一位被信任的照料者对自己的虐待或忽视下生存下来,而对某些信息进行了封锁的。当我们发现自己想不起来某件事,或者感到我们在自己的生命进程中“失去了一大段时光”时,则可能是遭受了背叛创伤。

    极其独立自主

    在依赖无能个体的世界观里,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们选择彻底地自力更生。他们宁愿不寻求帮助,也不愿意在自己有需要时暴露内心的脆弱。

    在一系列以压力或威胁情境中的成年人为研究对象、精心设置了诸如军训和濒临死亡情境的实证研究中,心理学家马里奥·麦库林瑟(Mario Mikulincer)发现,那些依恋回避型的成人倾向于不寻求支持来帮助对抗压力,反而依赖于各种“疏离(distancing)”的方式,比如与其他人和重要他人拉开距离(Mikulincer & Florian, 1995, 2000)。

    情感独立是有益的,但这与出于防御目的而否认我们对归属感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成熟的独立是,我们不否认自己与所有其他人之间所具有必然的内在关联。

    当我们对爱的需求受挫,我们会制造表象,假装自己没有需求,最终,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真的不需要爱了。然后,我们会感到生活乏味而麻木。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我们试图通过“行动(doing)”而不是“存在(being)”来建立我们的价值。我们可能在专业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或者表现得很成功、独立、自给自足,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与完美主义、羞耻感和孤独感的抗争,让我们与真正丰荣的生命状态相距甚远。只要我们继续生活在假象里,不让别人看到真实的、不加掩饰的自我,我们的孤独就将永远持续下去。

    切断

    当涉及到形成或维持亲密关系时,依赖无能的人很容易感到压抑或窒息。当亲密度达到某个点时,我们可能会把别人推开,或者为了避免伤害而先发制人地排斥别人。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了避免亲密感,甚至会完全避开所有人际关系;或是在一场场蜻蜓点水般的短暂关系中不断流转。

    身处一段感情中时,除了一些明显的避免冲突的方法外,比如保持沉默和让步,我们还可能用其他的隐蔽策略来掩盖自己的需求,例如在聊天时转移话题,合理化我们的行为,或使用工作和其他借口来逃避亲密关系。如果不奏效,我们可能会否认掉自己的孤独、情感需求或自己很难信任别人的事实。

    在日常交流中,当冲突或卷入感的强度增加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心不在焉。“切断(cut off)”一词被用来描述可以在非人类物种身上观察到的一种特定的姿态——包括眼睛看向别处、调低心力及转移注意力(Main, 1977)。当冲突发生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退行到了与之同样的姿态。

    我们还可能发现自己的感受和行动是完全相反的。“认知脱节(cognitive disconnection)”说的就是我们的反应逐渐与造成反应的相关情境脱节的过程,并导致对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感到困惑的心理(George & West, 2001)。好比我们会存在很多种矛盾状态,例如和一个自己没什么感觉,甚或完全无感的人在一起;对自己的承诺感到极其的不确定;或是在两个伴侣之间纠缠不清、止步不前。

    脱离和切断不仅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切断”了,我们便不再感觉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无法与自己的心保持联结。到最后我们会体验到一种“真空感”——那是一种长期的孤独和内在的空洞感。

    找到回去的路

    如果我们的早期经历是负面的;如果我们曾经历了背叛、失望、被剥夺、过度保护或压抑,我们就很难相信会出现转机、一切可以有所不同。

    即使环境变化了,我们仍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生活在曾经伏身的、我们的心灵所创造出来的牢笼里。

    所以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我们不敢放下心来相信,只因我们害怕失望随之而来。

    当有人触动我们的心,给予我们渴望已久的爱和关注时,我们却不敢让爱进入,因为我们已经在担忧它的结束。

    我们感觉自己不够优秀、无力承载自己的梦想,我们早已习惯于独自一人时翻涌着的那些渴望——动身去获得渴求之物的念头让我们感到恐惧。

    这样的生活,最终会把我们渴望已久的爱给推开。

    拥抱爱就是拥抱我们的脆弱。爱唤起温柔——它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钝痛,但内心却有蝴蝶在飞舞,这是一种言语和影像都无法描述的奇特感觉。

    如果我们习惯了麻木和自我封闭,爱对我们的防御系统来说就成了威胁。如果我们不把速度放慢并主动去触碰爱,我们的自动化反应就会把它推开。最终我们会掉落一片荒凉之中,空空荡、与世隔绝。每一天,我们的心都痛,每一天,我们都会问:我要怎样才能找回通往爱的路途?

    “我不再执迷于过去对我犯下的错误——执迷于回归纯真——我开始认为心碎是必要的。没有他们,我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归属,归属里包含着流亡,而非消除了流亡。” ——Toko pa

    要想治愈防御性的回避型依恋,答案在于发挥我们终极的自主性(autonomy)和心理弹性(resilience)。乍一看,这句话似乎和前面说的有些矛盾。

    我们拒绝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担心自己无法承受更多的失去和心碎。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穿越悲痛、失望和心碎,那么把我们的信任交付给别人,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要消融我们的铠甲,前提是我们打心底里感到安全,脚踏实地。

    我们可以允许自己超越像小孩一样的依赖方式,进入成熟的、脚踏实地的联结中。

    长大成人后,我们去爱、去信任的勇气,其基础不在别人手中,而是蕴含在自己的力量中。

    这并不等于盲目地相信别人不会伤害我们、不会失望、不会被背叛,而是相信自己可以哀悼,可以消化失败,并且从灾难中恢复过来。我们曾经是无助的孩子,但现在我们比自己想象中更加足智多谋,更有弹性和适应力。我们无需害怕依赖,因为我们从来不是真正全靠别人。我们都是既依赖又独立的——当时间流转,我们可以集结所有的能量去适应新的变化。

    小时候,我们需要别人对我们展现出最大程度的可靠性、一致性和可得性。

    长大后,我们则依靠自我控制和自我安慰的能力。

    与孩童时期不同的是,我们知道人们可能打破承诺,收回他们的爱,转变他们的行事方式。

    但是没关系,我们不指望别人为我们创造一个避风港,我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避风港。

    我们不再需要我们的伴侣来推测我们的需求,满足我们的欲望,或者永远支持我们,但仍可以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能够逐渐意识到小时候被剥夺的需求和渴望,然后自己成为自己最好的养育者。

    我们不再像婴儿那样生活在“被抛弃”的恐惧中;我们靠自己的双脚站立。

    不再被无法餍足的欲望拉扯,而仅仅是感恩他人无偿给予我们的爱、关注和尊重。

    然后,我们对关系的理解会变得更加入微:我们不需要绝对的安全与确定,我们可以把握信任与失望、分离与依恋的悖论,在生命的流动中找到自己的路。

    坠入爱河并与他人相依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烈、最丰富、最热情的体验之一。

    所以让我们收获这丰盛吧。

    我们将沉浸在亲密的甜蜜中,沉浸在从别人心中找到归属感的喜悦中,沉浸在从他人眼里发现自我的狂喜中。

    到那时,当该放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没有什么“坏事”会发生,即使有,也只是暂时的灵魂暗夜或一次恸然心碎。

    我们不再沉溺于悲伤,而是与悲伤共舞,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恬然。不是说我们不会受伤了,而是生活过、爱过比什么都没做要好得多。

    即使在悲伤中,我们也能确信:共同创造的这一段旅程的结束,会是另一场冒险的开篇。

    接纳所有

    美丽和荣光

    让生活自由流动

    不管怎样,去爱就会容易令人受伤。爱上任何事物,你很难不因此而心乱如麻,甚至为之心碎。如果你想确保自己分毫无损,唯一方法就是不去爱任何人,甚至爱动物也不行。用一些爱好和一点奢侈品,小心翼翼地把心包裹起来;避免所有的缠绕关系。把它锁在你用自私打造的棺材里。但是那个棺材里面,安全、黑暗、静止、窒息,心会发生变化。它当然不会被打碎;它将变得坚不可摧、无法穿透,也不可挽回。去爱就是去感受脆弱。    —— C.S.刘易斯《The Four Loves》

    参考文献:

    Freyd, J. J., & Deprince, A. P. (2001). Perspectives on memory for trauma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dissociative tendencies.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4(2), 137-163.

    George, C., & West, M. (2001). The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 new measure of adult attachment: The Adult Attachment Projective.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3(1), 30-61.

    Main, M. (1977).Analysis of a peculiar form of reunion behavior seen in some day-care children: Its history and sequelae in children who are home-reared. In R. Webb (E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ldhood: Daycare programs and research.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Mikulincer, M., & Florian, V. (1995). Appraisal and coping with a real-life stressful situ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attachment styl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 (4),408-416.

    Mikulincer, M., & Florian, V. (2000). Explo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ctions to mortality salience: Does attachment style regulate terror management mechanis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9(2), 260.

    Weinhold, B. K., & Weinhold, J. B. (2008). Breaking free of the co-dependency trap. San Francisco:New World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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