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五〇：“去人欲，存天理”的逻辑起点

《传习录》一五〇：“去人欲，存天理”的逻辑起点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你来信说：“有人（严时亨）引用程颐先生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人生本就无所挂碍安守笃静，这静以上的状态是没法形容的，才说是天性便已不是天性了’，问朱熹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不是性？朱熹回答说：‘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不能说，是因为尚没有性可言；不是性，是说已经不可能没有气质掺杂在里面了’。两位先生的话我都没能明白，每次书读到这儿，就有这个疑惑，特向先生请教。”

“生之谓性”，“生”字就是“气”字，也就是说“气”就是“性”——天赋气质也就是天性。“气”就是“性”，“人生而静”再往上便不容说了，一旦说了“气”即是“性”，这个“性”就已经偏向一边了，就已经不再是“性”的本来状态了。孟子的“性善”之论是从性的本原上说的。然而人性善的端倪，一定要透过“气”才能被觉察，如果没有“气”也就无从觉察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气”。程颐先生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这也是因为学者们各执一词，只能这样说。如果能明白领悟自己的天性的话，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是没有性和气的区分的。

《礼记·乐记》中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人生本就了无挂碍、安于笃静，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人心因物而动便有了意，此时天性便必然掺杂进了私欲。”这也是程颐讲“才说性，便已不是性”的缘由，毕竟掺杂了私欲的天性，已经不是天性的本来面目了。

“理学”的兴起，有复兴儒学的用意。汉赋、唐诗、宋词，一路发展下来，到了宋朝，居然产生了奇葩的“西昆体”。当时有个大才子叫杨亿，这家伙写文章压根不需要安静的环境，他的文章都是在喧闹的环境中写就的，通常是在觥筹交错便完成了，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西昆酬唱集》。很显然，这样的文章，非但不需要用心而成，更不需要负“文以载道”的责任。所谓的“理学”实际上是在反对浮华的“西昆体”的实际“战斗”中，产生的对于圣人之理的探究热。

在理学家看来，文章如果不能教人明理，不能“文以载道”，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

程颐、朱熹乃至此后的“理学家”，之所以要反复讨论“性”“气”“理”，根本原因是希望教人明白圣学背后的道理。程颐讲“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实际上是承袭了孔子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对于“性”、“天道”这一类话题，孔子是很少提及的。

正像“性”与“天道”不容易说清一样，什么是天性，什么又是人欲，单纯从外人的角度看过去，也是很难评判的。客观事物投射到人心，人心必然产生相应的反应，至于这个反应，多大程度上是天赋气质使然，又有多大程度上是人的私心私欲，靠外力是很难真正辨别的，即便是最先进的“测谎仪”，也难以测量清楚。关于这个程度的度量，只能交给人的“良知”——人天然的向上之心。只有用自己所立之志去度量，才能测出其中的良莠多寡。王阳明的志向是“学为圣贤”，他便以“学为圣贤”作为测量标准。我们呢？又该用什么样的志向作为测量标准呢？

“去人欲，存天理”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其实就在这个“才说性，便已不是性”，其间的微妙，只能以自己的志向作为试金石。违背自己人之为人志向的便是当去之人欲，顺应自己人之为人志向的便是当存之天理。学问贵在立志，立志是存养的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