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科元烘焙人生》第一章 第五节童言祸出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到处都乱得慌,到处都是树立个人权威的运动。那时候几乎人手一本红色封面的毛语录,并且每个人都必须佩戴毛的胸像章。我们家也跟其他家庭一样,在相当于神龛的位置摆放一个毛的石膏像,象征主席的伟大和神圣。
在那个年代,也许贫穷并不是最大的苦楚,相比而言,家庭与出身才是一切苦乐或喜悲的源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甚至无法用语言去形容那种无奈的经历。由于特殊的家庭条件,我的父母便注定了受人欺负的悲惨命运,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好的结果,在这种家庭背景中,我也同样得不到公平的待遇,不仅饱尝了贫穷、饥饿,而且受尽了白眼与欺辱,尽管如此,我却无力反抗,更无力逃脱,我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用残存的自信与坚强和命运抗争。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日子,我甚至有些不愿意去提及,因为在我的整个童年岁月中,夜一般的黑寐充斥其中,有一种令人不能呼吸的窒息感。我的父母常常告诫我们,出去外面绝对不能乱说话,因为一句无心之语就有可能惹来灾难,甚至你并不知道你说的话错在什么地方,整个村子的人就要对你进行批斗,容不得你半点争辩。父母说得没有错,我清楚地记得,我四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因为我一句脱口而出的话而遭受可怕的灾难。 解放前,客家农村人一般蜗居于七八户人家的老围屋里,大伙儿都挺穷,物质匮乏,但人们常说,“人穷莫断猪”,那时家家户户都养了猪。由于资金、饲料诸方面的原因,养猪户要把乳猪喂养成可以宰杀的大猪,则得花一年的功夫。按当时的民风民俗,不管谁家杀了猪,都忘不了给邻居端上一八角碗香喷喷的猪红。 在贫苦的农家,杀猪之日可是个喜庆的日子。头一天,买主派人前来扛猪到家里宰;第二天天刚亮,猪主人便喜气洋洋地换掉褴褛的衣衫,穿着整洁的衣服,挑上盛猪什的菜篮和装猪红的大盆头,急匆匆地赴墟。 烹煮猪红的过程也很令人心驰神往:大人先把猪红倒进大锅中“缫”一下,让猪血凝固;然后手握长长的菜刀,把猪红“叻”成匀称的一块块;最后放进花生油、精盐煮熟,并撒上葱花、胡椒粉等调料,用薯粉一“兜”,一锅又香又嫩又滑的猪红便告作成了!这时,大人用勺子舀到摆放好的八角大碗中,由家人一碗一碗地送到围屋的各家各户。
那时候的我,尽管已经体会到贫困给我们带来的苦难,但是我毕竟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有一次我正在田野中看别人干农活,无意之中看到了村里书记家的猪跑进麦田吃粮食。大家开始议论纷纷,他们说的话,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自己说的那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我张口就说:“唉,书记家的猪怕什么?”
正是这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却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我本来就飘摇不堪的家庭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从此,身边人的责难与白眼,村官的批评与批判,犹如潮水一般涌进我的家中,瞬间将我原本就弱小不堪的世界打击得更加体无完肤。只要我走在外面,村里的人看见我,就对我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在他们眼中,我完全不是一个年仅四岁的天真的孩子,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小混账。我的父母更是受到大家的责骂:本来出身就不好,儿子还这么不懂规矩,丢脸不丢脸?我们完全被孤立了,没有一户人家愿意对我们表示友好,对我们伸出援手。我们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咬着牙劳动,回到家再进行自我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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