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从古至今，百姓一直扮演着无可或缺的角色。然而，这样的角色在时代的潮流中一直被充当着国家更替的工具，在古之制度——世袭制的背景下，这丫昂可爱、可亲的角色，一直经历着双重的苦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不过，对于今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而言，我们的确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也未曾拥有过那样的生活，无法与当时的百姓感同身受，无法切身理解那时的因为兴而苦，因为亡而苦的百姓的真实心境。

        固然于此，我也是当今和平年代下茁壮成长的青少年之一，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从来没有深切体会过什么是苦，什么是难，也无从知道体会这些苦难的意义在何处。但是，同为百姓的身份，我们却能够受到祖先的荫庇，生活在开心、快乐的年代，往着自己的理想毫无包袱的向前行进。而，正因为如此，我更希望能够找到这真正能够使得百姓脱离苦海，回归到真正愉悦的生活之上的答案，共同来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所以，经过些许材料收集的时间，找到了至少五大影响百姓生活的主要因素，与大家共同分享（当然，要深究关于人文历史中百姓的生活全貌，并不是一言半语能够尽数囊括的，若自身有时间与兴趣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深层次的探究，我也很乐意成为您的倾听者）：

                第一：

                        仁德·仁爱·仁慈

仁德：看过《三国》或是玩过《三国杀》的人们都知道，在电视剧或是游戏中，刘备一直充当着仁德之君的角色，一句“仁德之君，所向披靡也”可谓如雷贯耳。然而，不管在什么年代，只要有征伐，就会有伤亡，就算在当初新野之战时，刘备带着全城的人出离，仁德之事也就仅仅在那个时间段而已，在这过后，长期的征伐与被征伐，致使整个生活状态被全然改变，战胜与死亡都已然不可避免，仁德也无法始终贯彻。

百姓，在这个时候，只是乱世当中的土地占领工具而已（所谓的守城将士与攻城士兵，都仅仅只是各为其君罢了，城没有一天攻不破，百姓的互相征伐总有一天会要以死亡结束，难道，死亡的那一方就不是百姓，不是人类了吗）。

仁爱：仁爱与仁德一样，都是无法完全意义上贯彻始终的，且对于仁爱而言，在征伐年代更能反驳，问及主动征伐君王：敌国的百姓就不是百姓了吗？就算日后经过征伐成为了你的百姓，那么，在战争中死去的那些百姓又是谁的百姓呢？你既然能够做到仁爱，为何要让有朝一日会成为你治下的百姓的人们成为战场上的尸体呢？换句话说，你真的能把世界上的百姓都看成你的亲人、家人那样去仁爱吗？

仁慈：所以，只有君王能够做到对百姓的百分之百的仁慈——留存生命，百姓才能在征伐年代稍稍脱离苦海——至少不为身残（无法靠自己生存）；不为死亡（自己的亲人与朋友为自己的死亡而痛苦）。

                  第二：

                        伯夷·叔齐

ke在《万章下》第一节中，有所提及伯夷与叔齐，在那个时候，的确不懂他们两人为何要在首阳山上饿死，而誓死都不为周文武王效劳——周文武王是完全意义上的圣德明君啊？却不曾想到伯夷与叔齐以代理君王的身份与百姓共同生活在北海之滨，百姓乐他们乐，百姓苦他们苦，可以说完全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体会到了百姓苦乐的实质，而对于周文武王而言，在他们眼里只有商纣的残暴统治以及身边辅佐自己的能臣良将，在他们的眼里，百姓的立场是完全缺失的。就算日后还给了商朝旧民以太平盛世，但是对于旧民而言，他们的国破了，他们的家亡了。其实，的确若站在旧民立场上分析伯夷、叔齐的做法很有道理，但是站在周文武王的立场上分析讨伐商纣的事情也很有道理，那么究竟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才能完美无缺呢？只有站在“苦”的实质上才能真正的分析——世袭制——百姓为何苦。

其一、古时，百姓的劳力几乎充当建设国家的所有比例，就算在盛世中，百姓付出自己的劳力（甚至是高负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无法休息与康复，最终因为建设而死亡（力竭）的人们不计其数（而，在古时男人是家庭的唯一顶梁柱，当这些顶梁柱因为过劳而离去之后，一户户人家也就支离破碎了）。

其二、每当到了国祚之末，昏庸无能，残暴无度的君王只知自己享乐而不管百姓死活，百姓的生活早就痛不欲生了，就算渴求贤人志士劝谏君王以回心转意也为时已晚了。

其三、前朝旧民已然过着痛不欲生的生活，后朝所谓的圣贤之王以贤明的君臣之德来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前朝百姓面临着左右为难的选择：倒戈叛国还是坐以待毙，不管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对于身心俱疲的前朝百姓而言，命运早就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此时，死亡是唯一能够摆脱痛苦的方法。

所以，其实在世袭制下（包括在世袭制下所建立的其他制度）：兴旺时，百姓充当着建设工具；衰亡时，百姓充当着战争工具，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生活的苦难，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苦难，比任何事情都要苦。

                第三：

                        尧·舜·禹

为何要在此处加上五帝中的三帝呢，是因为一直认为世袭制是在大禹之后的夏启所开始的，其实不然，世袭制的雏形或是影子在舜的中后期就开始了，也就是舜结束对尧28年的辅佐之后，舜以禹为司空；弃为田畴；契为司徒等等。眼明之人就能看出这里的任命其实就与世袭制下的分封制有着一定的联系，此时，国家的主导权不再是大贤王一个人的了，原先舜代替尧一手管理国家，贤王对百姓的仁爱、仁德、仁慈以及百姓对贤王的敬重、爱戴、尊崇始终都是一对多，可以尽可能的雨露均沾，然而，在把权利分封出去之后，仁爱、仁德、仁慈早就变味了，且此时的相互是多对多，无法保证除了舜以外的人都是大贤王，如此，也就滋生出由“凡人”的不成熟心志发展而来的私心、私利以及……

                  第四：

                        举贤不避亲

此句也是世袭制的实质之一，只是尧舜禹给予了我们一个双重相反的实例：在尧舜时期（舜是尧的女婿；尧是舜的老丈人），尧对舜的选择是贤在前，亲在后——先知道舜的贤能再把女儿嫁给他，在嫁女儿之前，尧与舜并非亲家关系。

而，在世袭制真正的开始之时，亲（子孙）为先，贤为后——对君王的贤能与否没有更多的判断，而是只要是自己的子孙后代就能够上台当君王。此时，百姓只能听天由命，希望这个龙种是个能够顾及百姓苦乐的人，否则百姓只能苦不堪言。

再者来说，正因为子孙为先，且王室拥有着绝对权利、绝对富贵、绝对生杀予夺，一些本本分分的女子，想着有一天成为凤凰飞上枝头，怀里拥着龙种，把原本真正的属于凡间的爱情抛之脑后，最后沦落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的哀苦女子依旧多到数不胜数，可悲、可叹；可怜、可恨。

                  第五：

                        战争史·文化（明）史

战争史所衍生出来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军事体制等与文化史所创生出来的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艺术环境等，两相比较，作为一个凡人来说，到底选择哪个立场而坚定不移的向前走，向前传承，向前发展，向前创新？

有经济体制就会有穷苦百姓，人类在无法通过与人类的贸易而获得更多的财富的时候，就会转向自然，向自然索取自己想要的物质财富，这时的人们是无法顾及自然的点点滴滴的，只有一己私利，没有仁爱、仁德、仁慈，哪怕一片土地上的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掌握土地大权的人们依旧会侵害这片土地而不顾百姓的安危。

有政治体制就会有愚蠢百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没有政治实体，没有政治实体也就没有所谓的权术与狡辩，没有权术与狡辩也就没有谁的“智慧”比他人更高一筹，而别人却在人间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有军事体制就有死亡百姓，军事体制下，总有百姓成为战争（哪怕是演习）的工具，而一旦引发了战争，就会为各自的利益而战（而不是为了和平而战：和平不是以战止战），如此，就会出现伤亡，也就有了那些躺在战场上永远都醒不过来再看亲人一眼的百姓了。

有美妙的自然环境，百姓就一直是富裕的。他们深谙自然的律动与规矩，和谐相处的同时，感谢天地、自然所赋予人民的生存权利（包括物质、精神等），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自然也为人类准备了美妙的色声香味触法，供给人类真正愉悦身心，延年益寿。

有妥当的人文环境，百姓就一直是好好的生活着的，而不是生存着。在自然环境的良好熏陶之下，百姓秉持仁义礼智信的高尚情操，遵守人文道德底线，互帮互助，共同建设大同社会，分担每个人应该分担到的重任，不再让某个人因为过度的建设而力竭身亡。如此，人们不仅以人类的身份得以延续，还能创造出一片属于人类自己的赖以生存的净土。

有良好的艺术环境 ，百姓就一直是智慧的。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来源于人文，人文来源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远不分离。在完善的物质生活水平基础上，加上自己眼耳鼻舌声意的天赋，创造出不同的色声香味触法供给他人共同分享，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美好明天。

所以，到底是选择战争所派生的军事、政治、经济呢？还是选择文化所创生出来的自然、人文、艺术呢？我想这理应是不言而喻的存在。然而，所要注意的是，那些真正令人惧怕的其实并非河水，而是想方设法把井水与河水一起搅浑的那些人，在绝对经济面前，挂着自然的狗肉；在绝对政治面前，使得艺术（前狼）假寐；在绝对军事面前，画出有关人文的充饥大饼。

言归正传，古有兴亡之苦，今有军事、政治、经济之苦，百姓一直没有脱离真正的苦难，若要使得自己的内心有所慰藉，不妨拥抱自然，感受人文（哲思、文学），欣赏艺术（自然、大家），让自己变得纯粹、静谧、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