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事时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大城市叫上海，那是个特别热闹也特别有本事的城市。我家里的红灯牌收音机，中堂边的双喜牌挂钟都是那里生产的，还有手电筒也是。
也许我幼时个子矮，瘦，一直到读五年级时，依旧没有改变，左右隔壁的人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万年桩”，意思是长不大的这些缘故。
感谢我的父母在那个清贫的岁月里，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
在我有记忆的岁月里，我穿的衣服总是亮艳与众不同。初春，别的孩子还穿着深蓝或黑的棉袄时，我可以穿火一般燃烧的红色毛衣，初夏，他们光着膊子晒太阳，我的身上是母亲似在天上撕下的一块蔚蓝做成的汗衫，在读小学时便穿上了走路能踩出闪电的上海产回力白球鞋，冬天，我穿上人人都羡慕的毛领大衣……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父亲找县城里的朋友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都是“名牌”的象征。
无忧无虑的童少年生活总是过得匆忙，一晃便已成家。婚后的那顿年夜饭后，父亲说，你结了婚，就该独立了，千年的竹子总是要破的，过完年把家分了，你们住老屋，我们带你弟弟搬到场（养蚕的养殖场）里，家里能用的你们尽量用。
一九八八年。秋天，一点点的土地，该收的收了，该种的也种下去，闲着无聊，我和腊壳两人第一次去了上海。腊壳是我的堂兄，也是外号，真名叫华强，大我一岁，比我还瘦。我问他去不去上海？他一下子猜到我的心思，问我是不是去贩猪油？我说是的。
他是单身，家里也没钱。我怀里揣着二百块钱，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本来做小生意的我还有点积蓄，因为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在街上这里搭棚子，那里租房子，水流千渠，到最后到处都是印渍，水却浅了，干了。婚后的生活每天都要升炉子，都有开销，这担子便越压越沉，人感觉肩上沉时心里就会发慌。
我约他去上海不是旅游，说是贩猪油，其实是肉猪肉。
带着他乘轮船到南京，转火车到无锡，再坐公交到了张家港，本想去他弟弟那里借点本钱，多贩点货，没料到在工地做小工的弟弟一点也挤不出来，倒搭一些路费。没有收获却停不下脚步，在工地上住了一夜，又赶上了去上海的班车。
可谓一路坎坷，一路风尘。
下车。站在上海的大街边就没了方向，抬头望望，到处都是楼房，墙上是花花绿绿的广告牌，还有蜘蛛网般的电线，车子头上扎了羊角辫，还有就是太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问人这是什么地方，说是十六铺码头，再问，还是这句话，也有的问我到哪里？我却答不上来。
但我想到了菜市场。老家有一帮人蹲点在上海的各个菜场卖黄鳝，说不定能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我的小聪明没有错，在菜场外我看到小饭店门口挂个小牌子，一荤两素一汤，一块二，想想肚皮里大半天没进一滴水，看到这个荤字才感觉头昏。两人进去，交了钱，得到了是个大盘子，豆腐干大的一块红烧肉，一筷子白菜，一筷子绿豆芽，半小碗紫菜汤。
后来知道这叫盒饭，也叫快餐。
吃完饭我们在菜场里转，找卖水产的地方，还真找到了隔壁队的一个老乡，女的，说起来还是一个姓，八百年可能是一家人。
她问清了我们的来意，非常热心地向我们传授了买油的经验，并嘱咐我们，买好了后一定不要忘了买盐，每块猪油都要用盐搓过，这样不怕猪油坏掉，也增加份量。交待完还帮我们找了很便宜的小旅馆。
都说夜上海更繁华，可这与我们无关，在小旅馆里我们晚饭没上小饭店，第一次吃上用开水泡一下就能吃的面条。想想下午在菜市场闻到的臭哄哄的味道，第一印象便是：上海很热闹但也不怎么干净。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乘车去其找他的菜场。所谓的猪油其实就是削完皮的肥肉，上海卖肉的分得很细，每个部位价格都不一样，肥膘肉没人吃的，卖不上价，几毛钱一斤，甚至没人要，我们却收回去当油吃。
东跑西跑，我们买了几蛇皮袋。出了菜场才发现街边车站等车的人真多，车门一开下车上车的互相拥挤，一班车开走了站台上的人似乎没少多少。
还要急着赶回家的轮船呢，腊壳一急，车子一停一手便拖着一只闪着油光的蛇皮袋朝车门奔去，这一招很灵，挤车的都让道了，也有的叽叽咕咕，“触霉头，碰上赤佬哉”。我听不懂意思，也没心情听，跟着腊壳后面挤上车，车上的人都朝里面挤去，想躲瘟疫似的。驾驶员见我们上车了，下面还有许多人竟然没埋怨，只是提醒我们放好扁担，不要碰伤人。
可怎么看也没地方放，没办法只好平放在下面，任一双双脚在扁担上踩来踩去。
再次走进上海，是一九九三年的浅夏时光。
妻子比我先一年到上海，那年正月跟她弟弟一道去的，带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到工地上做饭。我也是正月出门，路比她近一些。挥着不怎么熟练的泥刀，在常州横林，一条马路边的工地上做门面房。
端午节放假，老婆在身边的人，双双成对上街去玩，顺便买些菜回来加餐。毛团子拖我去看录像。我和他夜里去看过几次，在一个没有路灯的小巷子里。录像厅里也是黑漆漆的，随便找个位子坐下，抽支一块钱一包的西湖香烟。每晚放两部片子，我们十点过后才进去，看一截武打片的尾巴，只为后面一部是带色的。我对毛团子说，我要去上海。他就泄气了，他老婆在老家，一个人在外，不上工就感觉特别无聊。骑自行车送我去车站时，他一路没说一句话。我知道，只要我哼一声，他会扔掉车子跟我跑。
从横林去上海是趟慢车，一天仅有的一班绿皮火车。
慢车像个老实的乡下人，见到站牌都要停下来谦卑地问声好，和乘车人焦灼的心里相违。更恼人的是，走着走着，“嗤…”一声趴着一边不动了。列车长怕人着急，广播里反复地安慰着乘客：列车让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然后再穿插着音乐，记得《大约在冬季》就是那时学会唱的。心里便有些恼火，好像我们没买车票一样。想不到列车也有辈分，也得有礼貌，只是苦了乘车人，特别是像我这样孤独的“旅行者”。
两百公里不到的距离，走走停停花了五个多小时。从早上五点出门上车，停靠安亭时已是上午十点了。安亭也是小站，是上海的西大门。
我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上海的，上海对于我的到来似乎也很冷漠。七级的大风让初夏变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丝丝寒气像《红湖赤卫队》里的那句精典台词：“我，南霸天又回来了”。
一路走一路问，碰到上了年纪的问也白问。还好路不算远。
妻子住的地方是老旧的建筑，貌似生产队的稻场。场地靠近小路边用钢管扣成的一段围墙，中间留了个口子算是大门。我进去的时候，一眼就见到她正在靠西边的大棚子北侧做饭，大大的灶台只露出半个身子，穿的还是结婚前我给她买的布料，白底子上面缀满了浅紫色玉兰花。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很时髦，比村里那些土色的要艳丽多了。现在看看与我路上所见到的颜色一点不相称。她抬头见到我，慌乱中手里的锅铲撞得锅沿叭叭响；儿子蹲在墙边，手里拿着根小木棒，不知道是不是逗蚂蚁玩，我差点没认出来。
那天下午三点多，离妻子烧饭的场地只隔着里把路的一个工地，快要搭好的井架，因为拦风绳系在基础放线的龙门桩上，被狂风拔起而轰然倒塌。上面两个正在作业的年轻人，一死一伤。工地小老板是我老乡，死者的家更是只在我的程家墩后面，不足三百米的地方。
当我随着别人一道去现场的时候，看到横在基础上的井架，扭曲的角铁狰狞恐怖，不远处，死者破旧的黄球鞋还在，只有一只，被风吹干了的血迹像沾染了井架上面的油漆。那一刻，我差点吐出了胃中的食物。
吃晚饭时，来了几个老乡。啤酒、鸡爪子、花生米，还有无拘无束的乡音，让我们很快忘了下午的恐惧。他们端着大碗敬我，我回他们的同样是大碗。他们说，来上海吧！省得两头跑，搭了路费还浪了工。我让他们给我留个心眼，有事捎个信就行。
第二天便是端午节。两个月后的一天，我背着包裹告别了常州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后来我在向阳村开工地时，时常经过曹安公路。路边，当年香烟市场的平房早已蜕变成一幢幢需仰视的高楼大厦，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冤魂游荡在其间。因为事后我得悉，一个花季少年，一条鲜活的生命，只换来了七万块钱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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