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韩众城的博客
林徽因个性鲜明、争强好胜、疾恶如仇、才思纵横。她生于1904年，死于1955年，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三朝；在那种动荡不安的年代，她个人的命运紧紧地和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
林徽因是一个美女、才女；但又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更是一位极有气节的高级知识分子。无论说民族气节、爱国气节、学术气节、人格气节，林徽因都表现的格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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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在民族气节、爱国气节上是如此，在学术气节、人格气节也是这样。
最能代表林徽因的也就是孟子的三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富贵不能淫（迷惑）其志，贫贱不能移其志，威武不能屈其志的“大丈夫”。
在三十年代，林徽因的生活条件相对非常富足，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为了钟爱的古建筑研究事业，自愿陪伴梁思成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进行野外考察。她不顾自己不太好的身体状况，骑驴坐骡车，住鸡毛小店，甚至在泥泞路途长距离步行。在那些年久失修的庙宇里，作为唯一的女性的她和同事们一起爬上爬下，去丈量、测绘和探索中国古建筑做法，而乐此不疲。
也就是所谓“富贵不能淫”也。
抗战期间，林徽因主动随丈夫一起携全家南渡逃亡，并无任何抱怨。国难当头，她认为个人吃苦受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逃亡途中，梁家不仅缺衣少吃、困愁交加，还经常遭受空袭带来的死亡威胁。对此林徽因并不以为意，显然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她说：“我们太平时代(考古)的事业，现时谈不到别的了，在极省俭的法子下维护它不死，待战后再恢复算最为得体的办法。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到苦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
等到在四川李庄长期停留下来以后，在缺医少药、衣食不济、极端困顿的时候，林徽因彻底病倒了，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年之处的卧床生涯。在病榻之上，林徽因一直坚定支持着梁思成的学术事业，关心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扮演着营造学社总设计师的角色。
因此，梁思成会说：“她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
也就是所谓“贫贱不能移”也。
抗战胜利复员后，林徽因一家回到了北京清华园，她先后帮助梁思成筹建建筑系、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工艺美术探索，并且参与北京市政建设。
建国后，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一些单纯的学术问题、都市规划问题、文物建筑保护问题等都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建国之初，北京市急于基本建设，损坏了一大批文物与古建。林徽因在发表的文章中，大声疾呼保护祖国的文物建筑；在会议上慷慨陈辞，对着北京市委领导痛切指责。
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林徽因在1953年夏的一次欧美同学会聚餐中，她指责当时负责北京城建的副市长吴晗破坏文物建筑，据与会的陈从周教授回忆：“林先生的感情更冲动了，她指着吴晗先生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嗓失音，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4年，林徽因抱病专门去北京市委当面辩论，对着北京市委领导的面，她义愤填膺地说了那句千古名言：“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真可谓掷地有声！
在梁思成和她自己的建筑思想和学术追求被错误批判之时，林徽因不畏强权、不避人情，坚持独立客观的学术主张，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一身正气。
林徽因做事干脆利落、毫无退缩、不留余地、锋芒尽现，她不低俗、不媚上、不逢迎、不矫揉，她坚守正义和信念，尊重事务本身的发展规律。无怪乎陈占祥说她是“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
也就是所谓“威武不能屈”也。
林徽因的哭、林徽因的骂、林徽因的愤怒、林徽因的失落，都不是小女人般的惺惺作态，而是一种从大处着眼的学术方向、建筑历史观、和针砭时政，是一个有良知的建筑学家遭到不公平对待时的不屈抗争。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林徽因对关于被批判的建筑思想和理论，一直都想不通。她明显地感到困惑与彷徨，她已经疲惫不堪。在医院里，她甚至拒绝吃药，用生命和沉默来表示无声的抗议。。。
林徽因并不是在意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因为“所有这些，对于诗人淡泊的情怀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她主要是心疼那些保存了几百年文物建筑，质疑“正义被践踏，信念被摧毁”。因此，在她死时，“她只是总在遗憾：‘当我去了，还有没有说的话。’”
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待一个人是否有价值，要看他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对于文化或文明传承是否有意义？对于国家和民族是否做出了贡献？在这一方面讲，林徽因无疑是精神的巨人，中华民族的文明守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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