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三)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三)

              第五章 月是故乡明

        塘里有水，而水中无鱼一一我就不相信这是水；山上有土，可土上不长草木一一我就不相信这是土；森林里有人，而没有鸟兽一一我就不相信这是森林。

        山的回声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北京。

        天安门广场，军乐齐奏，礼炮轰鸣，铁阵如云……

        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车驰过来了，一位虎气生生的将军驱车上前:“军委主席，阅兵部队准备完毕，请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多么威严的虎将，多么熟悉的乡音!拔山盖世，豪气纵横！

        虎将，虎气，虎威，这是今天的秦司令，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十六年前吧一一

        “狗娘养的，受这份窝囊气，还不如回家种田!”在武汉，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家里，秦基伟发开了牢骚。

        一阵沉默。

        “我不是讲玩话，我先回去安个家，再接老婆孩子。”秦基伟又追了一句。

        “行！”张体学省长顿了顿，“你坐我的车去。“

        “莫惹麻烦呃。我是死老虎了，长途车站打张票就行了……”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当时身为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在几次断然拒绝支持“左派”之后，被“打倒在地”了。从北京来的工作组，一个下午就宣布撤销了四十多个师职以上的领导干部的职务，两架电梯上下三次，才把这些“死不改悔”的老家伙们打发走……秦基伟被打发到江西某农场劳动改造，途经武汉时，突然动念想回红安看看。

        这天下午，长途车拖着一溜黄烟开进红安城关，秦基伟弧零零地走下车来。他没去县委，也没出车站，转手买了去七里坪的班车票。剩下的这段路，他闭了眼也知道:经七里坪，过盐店河，就到秦罗庄了。

        回来看看一一回来看什么呢?红安的情形看上去同昆明差毬不多，“支持左派”、“誓死捍卫”之类的标语，糊了满街墙，那……就看看乡亲们，可乡亲们又会怎么看自己呢?一个失去权力、失去威风的下台干部，一个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狗屁不值!谁看得起?在昆明、在北京，秦基伟已经看够了人们的白眼……“咳，虎落平阳，今非昔比喽！”秦基伟喟然长叹。

        开往七里坪的班车载着将军、颠簸着钻进了群山的怀抱。秋风送爽，乌斛叶红似火，景致仿佛同五十年前的一样，一点没变。秦基伟记得，这山上有一个“红军洞”，洞里天然形成的石笋，就象一把把直立在地上的尖刀。当年，红军掉队伤员总是拼着命往洞里爬，只要一进洞子，不论白匪封锁得多严，多亲们总会从某个秘密通道摸进洞里，带来水、粮和草药……班车在山路上晃动着，象一个筛子，把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地筛了出来。

        盐店河到了，将军赤足涉过河，便象当年那样把鞋垫到屁股底下，坐在一块小石头上喘息，眺望着在山凹里半露半藏的秦罗庄。直到这时，秦基伟才倏地省悟到他动念回乡的所在。也许，这戎马一生的句号就要打在这里了，一块山田，一把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老死!“回家啰！”将军想象当年放牛时那么吼上几声，但是，他弯腰穿鞋时，却发出了老人的低闷的唏嘘。

        凭着门前的那棵老檀树，将军认出了自己的家门，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铜锁。他不抱任何希望，把手伸进门后抠一根原木的凹槽里。啊，钥匙仍然放在这儿!他高兴得几乎喊起来，五十年前他在家时，钥匙就是藏在这个地方的。

        将军几乎是闭着眼睛穿过昏暗的堂屋，他环顾着久别的家。这一切都和以前差不多，灶台，家具、水缸、农具都放在老地方。在正面墙上的镜框里，陈列着许多亲人的相片，其中，秦基伟穿将军服的像片十分醒目。几只灵巧的燕子，在叽叽喳喳地绕梁而飞。将军看着似曾相识的燕子，深深地舒了口气，默默地自语道：

        “我回来了……”

        寂静中，门响了一下，走进一个年轻人：“你是谁?你，找谁咯?”

        将军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嗫嚅道:“我姓秦，秦基伟是……”话被对方的一声惊呼打断了:“哎呀！您是秦司令呀!您回来咋不打声招呼?”小伙子跑出去了。不一会，队干部赶来了，老哥老嫂子们赶来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乡亲们都来了，秦罗庄喧闹起来。将军没料到会有这个场面，他散烟时手一哆嗦，一支烟被掐断了。

        晚饭摆开了，有蒸肉糕、烩鱼卷、炒地菜干，还有绿豆粑、泥鳅汤，都是按将军口味备下的家乡菜。秦基伟和乡亲们一起喝掉两罐子米酒，吃了好多美味的豆粑鱼卷，变得对世界上一切都十分满意了。

        这时，门外有人唤起将军的小名:“秦伢子是你回来了吗?”一位老妈妈拄着拐进了屋。秦基伟连忙扶她坐下问候道:“刘太婆，您老好啊!”“大声点儿！”老妈妈喊道，“我打去年起就连打雷也听不见啦！”“太婆，您好啊!”秦基伟大声重复道。“告诉我，我的柱子还在队伍上吗?”“您说什么?！”秦基伟惊诧了。他记得，柱子牺牲在长征路上了。队干部连忙拉了秦基伟一把，低声说:“柱子牺牲后，她就疯了。”“秦伢子，我的柱子还跟你在队伍上吗?”太婆追问道。“太婆，”基基伟贴在她耳边回答道，“您的柱子还跟我在一个队伍上。”

        “替我照看他，他肠肚不好，莫让他沾生瓜枣。”老妈妈叮嘱道。

        秦基伟赶紧转过脸去，强忍着泪水。

        他推开窗扇，背对众人伫立着。窗外，松林低啸，一阵微凉的秋风吹来，使人精神一振，在朦胧的月光下，秦基伟猛地看到屋后松林边有个背枪的民兵!

        队干部连忙解释道:“秦司令，您这次回来没带保卫，眼下乡里也在搞‘战斗队’、‘造反队’的，我们要对首长的安全负责！”

        秦基伟不由感慨起来，他已是无须保卫，也不必看守的“死老虎”了，然而，在这里，他依然是个将军……

        夜深了，乡亲们散光了。一位大婶将一个金黄的大杮子塞给秦基伟。此刻要吃掉这个柿子，他已经没这个肚量了，但不去触摸它一下，同样是办不到的。他就这样捧着杮子送走了大婶。他站在门口，久久地捧着那个杮子，仿佛在向这硕果作祈祷，又仿佛在向自己起誓。就在这秋夜的宁静中，将军听到了在记忆中十分久远但又十分耳熟的声音:叮铃，叮铃……

        秦基伟循声走出院子，老檀树上吊着的一对铁环正在风中叮铃作响。将军猛地扑到树下，抓住铁环，紧紧贴在自己身上。在那远逝的岁月里，这对铁环曾吊着将军的摇蓝，母亲的催眠曲，大别山的风，轻轻摇晃着婴儿……秦基伟坐在树下的条石上，这铁环还在叮铃作响，它要告诉将军什么呢?莫非母亲对儿子有什么嘱咐吗……

        秦基伟是秦罗庄出去当红军的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当年带走的一百多弟兄，都相继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只有他活着，只有他当上了司令，成了将军。“这是一百个战士换来的将军！”秦罗庄乡亲们一直以他为全村的骄傲。就在秦基伟回乡的时候，红安的“革命左派”已把秦罗庄更名改姓了，说这里是“小台湾”，庄子里都是“秦麻子的孝子贤孙”……

        在秦罗庄，个人的历史荣誉不是属于个人的，你甚至没有权力说“这是我的荣誉”。三年困难时期，庄子里有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荣誉军人，用自已的三枚勋章跟过路的粮食贩子换了半升苞谷。乡亲们不依了。全庄人都回家倒米缸底、抖口粮袋，硬是凑足了一口袋粮食，追出三十多里，换回了三枚勋章。

        在故乡这宁静的秋夜里，在老檀树下，秦基伟将军一直坐到三更天，那铁环声、那秋虫鸣叫声，伴着将军苦苦地咀嚼着失去的往事……

        翌日晨，秦基伟突然决定要走了，他的侄子秦钜昌送他上路。将军告別了秦罗庄，来到盐店河边，他洗了把脸，又喝了口水，水那么软，那么甜，又那么清凉，他索性站到河里，象一匹骏马一样，把脖子伸进水里喝了起来。

        他们来到山坡上，红军将士的墓碑在这里排列着，整齐得跟阅兵方队一样。将军在墓群间走着，突然，在杂草从中，他看到了一株望魂花一一叶片上寒露欲滴，花瓣殷红殷红。这鲜血滋润的望魂花哟，秦基伟弯下腰，探去触摸花朵，那花哆嗦了一下，啊，它感受到将军滾沸的心潮了吗?是的，还有将军滾烫的泪，落在花瓣上，和那露珠溶在了一起……

        秦基伟直起腰来，深深地呼吸着乳汁般的雾气，好象要把大地的安宁、山花的芳香、山风的清爽，都吸进胸间。

        忽然，秦基伟对侄子说:“钜昌，你喜欢山谷里的回声吗?”

        “喜欢，你喜欢吗?”

        “喜欢。”

        说罢，秦基伟向前跨出两步，昂起头颅，象一只吟风的猛虎：

        “啊!啊霍!啊霍!”山谷中撞击着将军雄浑的呐喊，一声接一声，如山崩，如海啸，此起彼伏，久久激荡。

        秦基伟感到自已的心在颤动。他离开了故乡，但没有去江西，他上了北京，找到徐向前元帅，见面第一句话是“我人还在，心不死，我还要干……”

        “为家乡干一杯吧……”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北京，正义路一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审判长江华正在宣读特别法庭第零零六号判决。

        “……被告:江腾蛟。性别:男。年龄:六十一岁。籍贯：湖北省红安县……”

        电视摄象机的镜头指向了被告席。

        共和国几千万个荧光屏同时出现了被告的身影。几亿双眼同时注视着他。

        他茫然地站着，穿着一身摘掉领章、帽徽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垂手而立，恭听着共和国的庄严宣判。

        此刻，在江腾蛟的故乡，在红安县高桥区江家湾生产队里，全村老少也都挤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盯着江腾蛟，那目光有责备、有痛心、有羞耻、有难堪。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屋子里只有千里之外的严峻声音。

        “啪”的一声，电视机关掉了。队长江腾照闷声闷气地说:“有他妈的什么看头!把一湾子人都丢尽了！”

        当天晚上，江腾照找到了江腾蛟的爱人李燕平，对她说:“气归气，驾归骂，他总是我江家湾的人。你收拾收拾，上北京去看看这个背时鬼，把这个也捎上。”

        江腾照把一包花生和腌豇豆扔到桌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忽然站住，回头说:“跟他讲，坐完了牢，没处去了，就回来，家里有他的米吃。”

        李燕平好久没有醒过味儿来，等她醒过味来，想说句感谢话时，江腾照已经走了。

        第二天，李燕平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她就要见到分别已十年的丈夫，她的心情很不平静。她把脸贴在车窗上，十年中的事情一起闪现在眼前，桩桩件件，就象列车经过的大站小站。

        江腾蛟的一家是一九七一年冬回到江家湾的。在这之前，江腾蛟的母亲、爱人及在家的三个儿女被指令遣送到宁夏贺兰县劳动。

        一家五口，老的老，小的小，李燕平急了。她无路可投，只好给红安老家写了一封信。信是发出去了，可没敢指望得到回音，她很清楚江腾蛟的家属意味着什么。

        正在她们打包翻箱，准备动身去宁夏的时候，老家来信了，同意她们回红安落户，信的下方盖着公社党委的红印。

        三天后，她们回到了家乡，乡亲们尽其所能帮她们安下了家，教她们适应新的生活。全村人捐砖捐瓦，给他们盖起了两间半房。下雪天，大队书记戴敦贵送来了一架柴；年节日，张奶奶、胡奶奶送来了一篮菜。小六、小七被送到学校上学，老五江新艺被安排到区供销社工作。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平常，而在当时，对江腾蛟一家来说，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厚道的江家湾人天生厌恶那些不近人情的“左”的东西。他们痛恨江腾蛟的倒行逆施，但他们决不会去以“左”反“左”。如果完全如实地说出来的话，江家湾的人至今还记得，一九六九年他们饿饭讨米的时候，江腾蛟送来了三千斤大米。为此，他们至今还念他这一点旧情。除此，这些心地单纯的山里人还有个死心眼的想法：对栽跟头的人不能落井下石。

        当然，这种厚道都是用拐弯抹角的办法表达出来的。也不敢去公开关心一个大名鼎鼎的“分子”家属，谁也没有长七个脑袋。

　　上级交待下来的批判会是要开的，而且开得干脆利索，队长江腾照一句话就管了总:“李燕平是个反革命。”不到一分钟，散会了。戴帽分子李燕平是要从严监督的，支书戴敦贵看见她在水田里吃力地插秧，立刻申斥道:“你哪里象个干活儿的样子，根本不配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从今天开始，罚你到谷场看鸡去!”

        李燕平从水田里了出来，高高兴兴地认了“罚”……

        啊，往事如烟。十年了……十年中，在这乡亲们庇护下，三个孩子逐渐长大，懂得了生活，学到了知识。女儿江新艺还找到了贴心的男朋友……

        在北京监狱的接特室里，李燕平把这十年的经历告诉了江腾蛟。江腾蛟呆住了。十年来，他只知道老母妻儿回了家乡，但对他们的生活却一无所知，他曾作了无数次猜测，如今，谜底象一阵热浪冲撞他的心头。

        一九八二年初，因病保外就医的江腾蛟被安置在某市。公安部的同志通知他，上级已批准将他在老家的三个子女调到该市工作。江腾蛟说:“把小六、小七搞来就行了。老五新艺在老家搞了对象，让她在那成家立业吧!”

        很快，李燕平也平了反，来到这里。这一年春节，在外的五个孩子一起回家来团聚了。

        除夕之夜，老少三代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江腾蛟把来自红安的女婿汪国庆拉到身边，一再询问家乡的情况。他感叹道:“我们回老家，每月有充裕的生活费，再开片小地，种点菜，那该多惬意啊！”

        李燕平知道他不是说着玩的，赶紧提醒说“老家医疗条件太差，你要发了病，哪个管你?”

        “乡亲们会救我的。”江腾蛟说得很自信。

        是的，他自信。因为在战争年代，乡亲们曾给了他不止一次的生命。江家湾，江家湾会收留一个悔罪的儿子的。

        “爸爸，您为啥不回去看看?”老五新艺问道。

        江腾蛟长叹一声说:“要是乡亲们看不起我，我会受不了的。”

        “那就莫回去。”大女儿说，“乡里人器量小，看来倒是外地人比自家乡亲要宽宏大量些。”

        江腾蛟摇摇头:“我江腾蛟栽了跟头，外地人也不会那么痛心……”

        他说不下去了，起身按开了电视开关。随着悠扬的音乐声，屏幕上出现了影像。

        江腾蛟突然问道:“家乡有电视机了吗?”

        “早就有了，还有电视村呢!“江新艺答道。

        “咳，早晓得乡亲们能在电视里看到我，我真该多说几句啊！”

        江腾蛟沉甸甸地坐了下来，默默地干了一杯“杏花村”，一杯酒下肚，他才恍然醒悟过来:全家团聚，应该说点什么。他又斟上酒，站起来，用暗哑的语调说:“我们为家乡干一杯吧，家乡好啊！……”

        他又把一杯酒一饮而尽。

        这一夜，江蛟醉了，醉得很厉害。

        儿子与母亲

        八月二十一日，在谢家垱村，我们走访了谢富治的孪生弟弟谢富礼。象所有本分的种田人一样，谢富礼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他坐在我们面前，不停地搓着两只手，手上发青的血管蚯蚓似地蠕动着。

        他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和我们谈起了谢富治:“富治脑子灵光，要是不有那么大的鬼心思，怕也不会死这么早。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六二年……”

        那年，常年累月以瓜菜稀汤果腹使谢富礼得了黄肿病。冬天，他从病床上爬起来，扒货车进了北京，在街上转了一夜，民警把他送到了谢富治家。

        “你来干什么?”谢富治劈头问道。

        “我得了黄肿病，怕活不长了，来看看你。”

        谢富治皱了皱眉头说“你说来就来，也不先给个信，我这里又不是个旅店。”

        谢富礼愣愣地看着哥哥，突然哭了起来，他欷嘘鸣咽地说:“妈和富勤也断了米，让我来找你……”

        谢富治看了看身边的工作人员，厉声喝道:“鬼扯！在我这里不兴讲这个！”

        谢富礼不再说话，只是点点头。他猜到哥哥此刻正心烦意乱。他伯说出什么不妥当的话来。

        兄弟俩面对面坐着。一个是憨厚的农民，一个是显赫的大干部。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但是，他们又那么相象一一面孔、体态、以至声音……

        谢富治在闭目养神。谢富礼忽然觉得这张面孔是那样陌生。

        沉沉的寂静，象一片沙漠隔在谢氏兄弟之间。人们会难以置信，他们怎么会生长在同一个娘胎，怎么会吮着同一个母亲的乳汁长大。他们似乎既不是兄弟，又不是同乡，甚至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子孙。他们只是操着同一种口音，曾经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出自同一个家庭而已。他们之间是那么疏运，疏远得就象遥遥的两个星球。

        中午吃饭时，谢富礼见到了嫂嫂刘湘屏。刘湘屏不愧为卫生部长，她是讲卫生的。她说:“富礼，你带着肝炎来了，住在这里不太相当吧?要是把病过给了富治，你负不了责，我也负不了责啊!”谢富礼无言以对。谢富治接着说:“你不晓得，北京这个地方很复杂，乡里正在忙跃进，你跑到我这来享清福，人家会讲我的闲话，搞我的鬼。”这是哥哥吗?是和他一起讨过米，相依为命的孪生哥哥吗?这一切为什么如此反常?他的思索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在这一天中，谢富礼看到，哥哥一家生活得很讲究，很文明，各人住在自己的房间里，妻子儿女谁也不能随便进谢富治的屋。吃饭时，各人只能从自己的碟子里夹菜。他不懂这些，屡屡遭白眼，他感到难为情。

        谢富礼还看到，哥哥显得又老又瘦。他很忙，也很累，连吃饭都在想心事。晚上，哥哥屋里的灯光几乎是亮到天明。看到这些，他又为哥哥难受，感到自己不该来打扰他。

        那时，这个憨厚的农民当然不知道谢富治的头脑在思谋着什么。

        第二天，谢富礼决定回乡了。

        临行前，谢富治叮嘱弟弟：“回去攒劲干，不要靠我。告诉家里，再来人来信我是不理的。”

        他微笑着握了握他的手，就象在外交场合礼节性的那样笑着、握着。

        几年后，谢富礼又在电影上看到哥哥的这种笑脸，他感到不寒而栗。

        应该给谢富治以应有的评价一一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在以后的十一年里，他再也没有给家里写一封信，寄一分钱。

        值得一提的是，在谢家垱，谁也不敢对谢富治的母亲说儿子把她忘了，听到这个话，老人就会火冒三丈:“我家富治不过是忙狠了，一时顾不上我。等他抽出空来，你们就瞧着吧，你们想有这样的儿子还没有呢!”

        讲到这里，老人就会拿出一叠报纸来，准确地指出报纸上记载着谢富治行踪的消息。

        “这个富治啊，怕是要忙昏了头。你看，今天在越南。明天又到了阿尔巴尼亚，歇不下来啊……”

        人们不禁奇怪，这个目不识丁的老人怎么能看报呢?久而久之，人们才知道，老人想儿子，就经常请人给她念报上有关谢富治的消息，长了，她竟把这些报纸背了个滾瓜烂熟。

        然而，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也没有得到谢富治的一纸一字。

        一九七О年，当谢富治的同乡谢正荣将军告诉他，家乡的人骂他没良心时，谢富治说:“什么良心啊，讲的是真理嘛!”

        然而，真理一一这意味着人身上良心的胜利。谁没有良心，他也就多半没有真理。

        在谢家垱，一位曾在红军时期掩护过谢富治的老人这样说:“对我们来讲，他曾经是谢伢子，后来当了谢副总理，再以后成了“中央文革”顾问。他一人得道，这里却没有人跟他升天。他忘了我们……我们也就把他忘干净了。”他们确实是把他忘了。

        一九七二年，谢富礼和他的弟弟谢富勤接到了谢富治治丧委员会的通知，请他们到京参加追悼会。他们谁也没有去。过后，他们说是忘了！忘了个干净。是啊，在红安人心中，这种人就象湿柴禾上冒出来的烟那样，尽管一时很浓，但终究只是过眼烟云而已。

            第六章 将军们的私事

        故乡常在我梦中。

        自家的事

        一九八四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几个红安老乡到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员的家里。他们是专程来开办红安农工商联合公司北京经销处的。

        “好事情嘛，北京的市场大得很，在这里开个店，盘算好了，早点开张啊!”秦基伟很赞成这个打算，他对家乡人高兴地说道。

        “司令，我们还没得地方呢！”

        “噢?你们有地皮吗?有盖房子的钱吗?”

        “有了也就不来找你秦司令了。”

        “你们是给我准备整党时的检讨材料啊!”秦基伟站了起来，踱着步子说：“你们晓得不晓得?我刚刚把八十多个当官的孩子赶回部队。人家在骂我的娘，盯我的人呢。这个时候给你们搞房子，你叫我怎么伸这个头?你们是不是再走走别的路子？”

        “你的路子都走不通，还叫我们去找谁?”

        秦基伟沉默了，他知道，乡亲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来麻烦他的，是的，他难，乡亲们更难……再三考虑后，秦基伟拿起了电话，要通了后勤部长。他很难为情，以一种发窘的声调请求对方。这种声调奇怪得使人猜不出是什么意思。

        “我是秦基伟，我有一件私事求你……我想借一幢临街的房子……不是我要住……我的老家要在北京开店……他们很穷哪……我请求你，给我办这件事……我晓得，我想好了，如果整党中有意见，我作检查!”……

        十一月十九日，在地安门西大街甲一百八十七号门前，人们争相购买来自红安的三百多种土特产品。红安农工商联合公司北京门市部开业了。

        开市大吉，第一天的营业额突破了四万元。

        秦基伟没有来参加开业典礼，他托人带来了话：自家的事，还是避避嫌好。

        蓝天，飞过一串乡音

        一九八四年初春，红安县二程乡的农民李聚茂，按定货合同将四百斤团鱼运往北京。在汉口火车站，李聚茂得知十天后才有货位。十天!十天后团鱼要死个精光。他跑到飞机场，而民航货运处干脆就不运这种活东西。

        李聚茂急眼了，又陪笑险又敬烟，在民航货运处泡开了蘑菇。

        “同志，做点好事吧，团鱼要是臭在这里，我屋里老娘崽女都没得指望了。”他苦苦央求着。货运员埋头算着帐，似听非听，没有任何反应。

        然而，李聚茂的话却引起了窗外的一位老军人一一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李成芳将军的注意。此刻，在他身后的停机坪上，一架飞机正待命飞往北京。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手术室里，正在为这位身患癌症的老将军准备一次大手术。

        将军隔窗听着李聚茂的诉说，转身对秘书说：“你去把他喊来，就说这里有个老乡要见他。”

        李聚茂来了。认出了从照片上见过的李政委，连忙问了好。

　　李成芳拍着李聚茂的肩说：“喏…我一下子就听出来啦……乡亲碰乡亲，说话都好听啰……喂，我到北京诊病，顺路带你走……还有一个人?都来!都来！我等你们。”

        李聚茂不作声。半晌:他才嗫嚅道：“李政委，我的事小，你诊病要紧……”

        不肯跟我走?怕我把癌过给你吧?你快去收拾收拾，两小时后起飞。”将军一本正经地说:“我等你！”

        李聚茂走后，秘书提醒说:“首长，我们在这里等两个小时，飞机就要误点了。北京机场还有首长接您呢。”

        “那就发电报嘛！”将军口授道，“李成芳因私事推迟两小时到京。”

        两小时后，飞机升空，向北飞去。机舱里，将军和他的同乡并排而坐。李聚茂把一大堆新闻说给将军听。什么都有。谁结婚了，谁出生了，谁去世了……哪个当了乡长，哪个下了台，哪家包了哪块田……可是将军还是觉得不过瘾。他已经有整整十个年头没有回家了，说得更准确些，甚至已将近二十年，因为十年前为安葬母亲回了一天家，那是不能作数的。所以当李聚茂一住嘴，将军就抓住他不放“还有么事呢?一把连讲唦!”

        “还有……”李聚茂想了想。噢!起了蛮多新屋……”

        “讲过了，讲过了!起屋的事儿，你讲过了。”

        “那别的就不晓得了……您老在问我们，您自己么样唦?”

        “我?”将军微笑了，“这就不好讲了。”

        “您能回屋里瞄一眼吗?”李聚茂试探着。

        “兴许，还有时间……”将军的嗓音变低沉了。

        保健医生送来了一杯药水，李成芳端在手里，可是他的手哆嗦着，硬是送不到嘴边。药水泼了一身。李聚茂连忙把住了将军沉甸甸的大手，他看着将军苍黄憔悴的脸，几颗泪珠从眼窝里落下来，他用粗布袖口擦着眼睛歉疚地说:“您病得这么厉害，我不该打搅您，不该呀……”

        “莫扯白，我又不是外人，算不算还是老乡嘛!”将军沉默了一下说道，“这怕是我最后一次为家乡做事了。”

        一个月后，李成芳将军病逝了。追悼会上，将军的故乡送来了一个花圈，挽联上写着:好乡亲李成芳政委永生。

        无情的真情人

        在红安县纪委书记林惠基上任的第一天，接到了一个来自成都军区的电话，话筒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我是谢正荣。”

        “您好，谢副司令。”林惠基答道。他几乎马上猜到了这位大军区副司令将要谈的话，在他身后的档案柜里，放着谢正荣侄子的卷宗一一贪污党费二十元。

        果然不出他所料，谢正荣开门见山就谈到他侄子：“我想谈谈对××的处理意见。”

        林惠基听见电话线那一端的人呼了一口气，好象要进行一番长谈。林惠基也把拿话筒的胳膊撑在桌上，准备迎接一场软缠硬磨。

        “请问，你们准备怎样处理谢××?”谢正荣停了一下，等着看不见的对话者作出回答。

        “他求人都用这种口气，下命令还不知用什么口气呢?”林惠基想着，以提问的方式回答了对方的问题:“如果我们给他一个严重警告，首长有什么意见吗?”

        “有意见!”谢正荣大声说。

        林惠基没有吭声。于是，话筒里又传出谢正荣严厉的声音:“应该开除他的党籍!”

        林惠基震惊了。他讷讷道:“首长，他毕竟只搞了二十块钱，开除党籍太重了……”

        “重?在战争年代搞这种名堂，老子就要杀他的头!为了二十块钱就可以出卖自己党的人，也可以象在菜场上卖鸡一样把战友卖了的啊!”

        放下电话，这位县委书记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将军的告诫使他意识到:今天他们捍卫的，不仅是当代，而且还有老一代的事业。

        在红安人的生活中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摆在良心的天平上称一称。如果谁为了一已私利出卖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他的父母会诅咒他，妻子会忘记他，儿女会改名换姓。这样的人在红安人心中是没有地位的。

        这就是红安的民气，这就是红安的乡风。从谢正荣将军身上，林惠基受到了这种凛然正气，感受到了无情中的真情。

        这一年，县委在林惠基的带领下，查处了一百零六起违纪案件，使全县的党风有了初步的好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