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萌生这个念头是在七十年代初期，缘于一个醍醐灌顶的梦。那时我已经在巴塞罗那住了五年。有一天，我梦见自己的葬礼，走在一群朋友中间，大家穿着肃穆的黑衣，气氛却像过节般热烈。所有人都因为相聚而感到快乐。而我则比任何人都快乐，因为死亡给了我这个同拉丁美洲的朋友们欢聚一堂的好机会，他们都是我最老最亲同时也是阔别最久的老朋友。葬礼结束，人们开始散去，我想陪他们一同离开。但其中一个朋友的话却如同当头棒喝，让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节日已经结束。“你是唯一不能走的人。”他说。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死亡就是再也不能跟朋友们在一起。
第一件让夫妻俩感到诧异的事情是，日内瓦到处都是失意政客的华府豪宅，但这位著名的流亡者却住在凋敝的格罗特社区一家四等旅馆里，混迹于亚洲移民和妓女中间，独自一人在穷人的小餐馆用餐。荷马亲眼见到他日复一日地重复那天的行程。他一次次用目光追随着他，有时候会近到很容易被发现，看到他傍晚时分在老城阴郁的墙和丛生的黄色风铃草间散步。他曾看到他在卡尔维诺塑像前发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也曾跟着他一步步登上石阶，被茉莉花浓烈的香气呛得窒息，只为了在博地弗广场的最高处观赏夏日漫长的日落。一天晚上，他看到他淋着秋天的第一场雨，既没穿大衣也没撑伞，为了听鲁宾斯坦的音乐会和学生们一起排队。“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没得肺炎。”他后来跟妻子说。前一个周六，天气开始变凉，他看到他买了一件假水貂领的秋装大衣，但不是在流亡政客经常光顾的罗纳大街上那些金碧辉煌的商场里，而是在拉斯普尔加斯的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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