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时是把去巴黎作为一生的梦想来谈论的，虽然许多人在此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与挫折，但他们仍然把这段经历看作自己一生中最具价值的时光。
19世纪30年代，越来越多有抱负、有才华的美国人拥向巴黎，他们就是这拥向巴黎大潮中的第一浪。他们中没有人像早期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或者是托马斯·杰斐逊那样在外交或政治领域声名卓著，也没有人企图在实业或者商业方面取得成功。好像只有一个青年作家有点儿固定的工资收入，也不过就是为纽约的一家报社打打工赚点工资而已。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难民，也不认为自己是背井离乡的流亡者。他们旅行的目的不是寻欢作乐，更不是想要在海外引起什么轰动。
他们的目标不同寻常，几乎每个人的目标都是那么具体，每个人的追求都是那么认真。他们志存高远、雄心勃勃，都希望在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他们把在巴黎的时光、在巴黎的经历看作实现梦想的必由之路。当然，就像詹姆斯·库柏在解释为什么他需要那段在巴黎的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一点儿快乐隐藏在杯底”。
他们来自波士顿、纽约、费城、俄亥俄、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当时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24个州中，几乎每个州都有人来到巴黎。除个别人以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本身生活富足，要不就是父母很富有。他们中多数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单身男子，身材相貌各不相同。以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为例，他身材不高、温文尔雅，是一个经常面带笑容的波士顿人，看上去比他25岁的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他诙谐地提到，他的身高是53英尺（约合162米），“这是穿着带跟的靴子量的结果”。而他的朋友查尔斯·萨姆纳则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查尔斯有着竹竿一样的身材，高62英尺（约合189米），说话声音洪亮，长着浓密的眉毛，看上去年龄好像在30开外，其实他比温德尔还小两岁。
有几个人，也就是六七个吧，他们比其他人大10岁左右，其中的三个已经小有名气了。像库柏，他已经凭借其作品，特别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塞缪尔·摩尔斯已经是一个成名的肖像画家；爱玛·薇拉德是爱玛·薇拉德特洛伊女校的创办者，是第一个公开支持美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同时还有一点很值得一提，那就是这三个人各自在1824年拉法耶特侯爵返回美国的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库柏参与组织了纽约市欢迎拉法耶特的盛大仪式；摩尔斯为纽约市绘制了拉法耶特的画像；而拉法耶特在哈德逊流域访问的一个亮点就是参观爱玛·薇拉德特洛伊女校。这三位都公开地表达了对老英雄的敬爱，他们各自做出漂洋过海、来到法兰西的决定中也包含了想再见这位老英雄一面的愿望。
库柏出发到法国的时间比别人要早很多，那是1826年，他时年37岁。当时，他带着妻子和五个2到13岁的孩子和一个16岁的侄子就上路了。在那个年代，全家一起闯北大西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后来据他们年龄最大的孩子作休回忆说：“我亲爱的母亲听到这个想法时简直惊呆了。”按照库柏的说法，他们去欧洲是为了他的健康———他的脾胃已经“完全紊乱”，同时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
当他们的船从纽约出发时，有一条小艇从旁边经过，艇上的人认出了库柏，于是朝他大声喊道：“你准备离开多久？”
“五年。”库柏回答道。
“你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人喊道。
这几句对话让库柏终生难忘。
1829年年末，摩尔斯38岁，在经历了意外的丧妻之痛之后，他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托付给了亲戚照看，自己独自踏上了旅程。
而爱玛·哈特·薇拉德已经是年近50的孀妇了。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海上旅行的艰苦对于一个文雅的女士来说是太过分了，除非万不得已，还得有一个合适的旅伴，否则是不可行的。然而，在爱玛的概念里，没有那么多针对女性的条条框框，她的事业就是建立在冲破对女性偏见的基础上的。她的医生也曾建议她进行海上旅行，因为她之前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而在当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海上的空气对各种疾病有治疗效果。不过她似乎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别人的意见对她影响甚微。
薇拉德女士除了创办和管理她的学校外，还编写地理和历史课本。她出版的《美利坚共和国历史》一书就足以让她在经济上不依赖任何人。她是一个有着“古典美” 的女人，长得棱角分明，罗马人的鼻子赋予了她特有的坚毅气质。作为校长，她总爱穿质地上等的黑色绸缎衣服，头戴白色无边帽。据她的一个学生回忆：“她是一个仪表非凡的女人，她年轻时完全符合我心目中女王的形象。” 薇拉德女士总爱对学生们说：“发挥出你的最大才能，你的才能也会更加完善的。”
她把学校交由妹妹照管，在20岁的儿子约翰的陪伴下，登上了驶往法兰西的航船，准备勇敢地面对人生旅途中以后一切的未知。去看一看期盼已久的欧洲、拓展自己的视野是她“一生的期望”，她决心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汲取能够学到的一切知识，不仅仅要让自己和学生受益，也要让自己祖国的妇女姐妹们受益。
温德尔·霍姆斯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得说服强烈反对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神父，温德尔去巴黎对他来说是一笔花费，同时他非常担心在巴黎那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纵欲之地，他儿子的道德会堕落成什么样子。但是温德尔坚决要去，他说如果他在医学上想要有所成就，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只会发放药剂的农村配药员” 的话，他至少需要两年在巴黎医院的经验。另外，他渴望逃离生活的“单调” 和家庭中浓重的加尔文教义的气氛。霍姆斯后来在回忆起他、姐姐和哥哥所受的家庭教育时写道：“我们被告知是一群堕落的小可怜虫，要面对上帝的愤怒，而引起上帝愤怒的原因是一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我想我们一点儿也不相信这一套……”
查尔斯·萨姆纳关掉了自己在波士顿刚建立的律师事务所，从朋友那里借了３０００美元来实现自己海外求学的愿望。他上中小学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才华，上哈佛时虽然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学业并不出众，单数学这门课就令他头痛不已。有一次，一位教授提问他时，他回答说自己对数学一无所知，教授吼道：“数学！数学！你看不出区别吗？我的问题不是关于数学，而是物理的。”不过萨姆纳热爱读书，在法学院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据说他变成了“一个不知疲倦、无所不学的学生”，他的眼睛“由于熬夜读书总是红红的”，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懈怠过。他从小就渴望去看看欧洲，于是他决定学法语，以便尽可能多地听索邦神学院那些著名专家的课。
这种对学问的热爱也可能会给人带来实际生活中的好处。才几年前，萨姆纳的朋友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旅居欧洲回来，由于他在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上都有相当的造诣，虽年仅２８岁，哈佛大学也给他提供了一个现代语言教授的位置，这个机会改变了他的生活。
“一想到要远涉重洋，我的心就狂跳不已。” 萨姆纳写道， “当我自己想着去欧洲的事情时，我觉得就像想着一个可爱姑娘的姣好面容一样，我爱上了欧罗巴。”
也有许多艺术家和作家怀揣梦想奔向巴黎，他们希望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学习生活，聆听大师们的教诲，感受完全不同于美国的那种文化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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