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古罗马曾发生过一起“鸵鸟伤人案”。案情很简单：A养的一只鸵鸟把B弄伤了。案子打到法庭后，法官感到十分棘手。因为当时的法律只规定了“四足动物伤人由其所有人负责”，而伤人的鸵鸟是两足动物。如果判决鸵鸟主人承担赔偿责任，将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法律判决鸵鸟主人无须承担责任，又显失公平，毕竟B受到了伤害，而且责任人非常清楚。
该怎么判？
正义女神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
不知当时的人们如何看待法律与事实的冲突，但如果放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大陆法系的法官大约会依法判决鸵鸟主人无须承担责任，然后政府或者慈善机构对受伤的B给予补助救济，而社会舆论会普遍责怪立法过于粗糙，要求尽快修订法律，并制定得尽可能完备一点。
但任何法律都会滞后，因为立法时的人们难以预测到未来的变化。比如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只规定了总统是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而没有空军，因为18世纪时还没有飞机。那是否意味着在《宪法》修订前，总统就不能统率空军呢？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律追求的普遍性约束，难以概括现实生活中各种稀奇古怪的例外情形。《想点大事》就介绍过这样一个案例：
1887年，四名商人状告纽约港的一名海关税收员，因为他们从西印度群岛进口了一批西红柿，而在抵达纽约港的时候，这批西红柿被征收了10%的关税。纽约海关征税的依据是美国1883年《关税法》里的规定，即对于蔬菜征收关税，水果则可以免缴。纽约海关认为，西红柿是蔬菜，不是水果，因此商人应该依法缴税。
原被告争论的焦点是，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
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最后一致判决，西红柿应该被列为蔬菜，征收关税。理由是在日常生活中，蔬菜更多的是一种烹饪上的分类，而不是植物学上的分类。在西餐中，西红柿与土豆、胡萝卜、卷心菜、芹菜、生菜等一样，配合主菜被人们食用，但它几乎不会像水果一样被放在甜品里食用，因此西红柿应当被算作蔬菜。
但是今天有一种小西红柿（又称：圣女果）分明就是水果，因为人们很少将它与土豆、生菜、洋葱一类的蔬菜加工烹饪。因此上面这个案子如果放到今天，大法官一定还会将小西红柿排除在征收关税之外。
有人可能疑惑，这“西红柿征税案”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现在来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我来举个例，高速公路对运输“鲜活农产品”免收过路费，规定凡是列入《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新鲜瓜类（冬瓜、南瓜、丝瓜、黄瓜、瓠瓜、苦瓜、甜瓜），活禽畜类……免费。规定看似得很详尽了，但是网上还是爆出许多纠纷，源于对什么是鲜活农产品的认知差异。2021月4月，黄先生拉了一车反季节白菜经过陕西省长武县高速公路收费站，被征收了1166元过路费。车主为保持新鲜，没有把白菜外面的老叶子去掉，白菜看起来就不那么新鲜了，因此收费人员不认为是“新鲜”农产品，不予免费。2021月5月，另有一大货车司机拉着一车莴苣走南京高速公路，竟然也被收费了，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理由是这一车全部去掉了叶子的莴苣，属于深加工产品，而按照规定深加工产品不能免费，因此就收取了过路费。你看，对什么是新鲜，什么是深加工产品，人们还是会存在分歧。
去掉了叶子的莴笋算不算深加工？
因此如果要求法律条文清楚明白越详尽越好，那么鲜活农产品免过路费的规则，还必须阐述清楚何为“鲜活”，何为“深加工”，即便如此也难以穷尽所有，并且成千上万种水果、蔬菜，如果在法律里逐个进行界定，每出一个新品种就重新界定一次，法律就得年年修、月月改，这既不现实，又有损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问题的症结在哪？人类的法律都是用某种语言写成的，而语言本身就具有“模糊性”，比如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中的鲜活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就有不同的理解。能不能把它界定清楚点？但从理论上来看，几乎无法做到。因为法律普遍性适用的特点注定了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否则法律根本无法被制定出来。比如我国《公司法》第18条规定，“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那么什么叫“必要”？究竟公司要提供什么样的会议室或者活动场所才符合“必要”的条件？假如规定清楚，法律就失去了灵活性，而没法应对变化多端的现实了。
在人们眼里，现行法律都很滞后，那法律能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法律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通俗地说就是长治久安。从法律产生的渊源来看，法律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概括总结，而绝不是创造。因此西谚云“法律是被发现和宣示的”。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法律如此“模糊”，那法官如何判案，岂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了？其实不然。回过头再来看看“鸵鸟伤人案”，法官是如何判案的？法官就运用了类比思维，判决鸵鸟主人承担赔偿责任。法官的推理如下：“鸵鸟”当然不是“四足动物”，但法律的立法意图在于“动物的主人应当对其动物的行为负责”。从这个立法目的出发，两足的鸵鸟和四足的兽类（马、牛、羊等）没有本质区别，它们在能够伤人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区别，因此纠结于两足和四足动物的法律规定没有实际意义。
从这个2000年前的判例可以看出，法律调节对象的普遍性，法律的稳定性，滞后性、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导致了法律文本不可能事无巨细，尽善尽美，因此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法官，都不可能任性而为。首先，他必须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其次，英美法系采用判例法制度，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必须遵循先例，除非有在极其充分的理由推翻先例，即便换了法官来也不行，不能换了法官，就要换思想、换规则。所以我们在看英美律政剧时，就经常看到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引经据典，有时引述的判例居然是一两百年前的。对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来说，采取的是以成文法典来限制“法官造法”（即自由裁量权）。
法律是种思维方式
《想点大事》这本书里还介绍了许多有趣的案例，大的有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送达起诉书，小的有在小区里为啥不能晾晒铺盖，律所为啥不能打广告等等，解析背后的法律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打官司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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