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录Louis Li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于1997年创立我的投资公司，自此开始了我的职业投资生涯。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上基本上还是遵从一些“坏理论”。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因而相信股价的波动就等同真实的风险，判断你的表现最看重你业绩的波动性如何。而在我看来，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是价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资未来会不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简直就是机会。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然而我发现，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论，而且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根本是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的。他们接受的还是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市场总是对的”这样的理论。
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遇到了查理·芒格先生。
初识查理是我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投行工作时，在一位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查理。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谈话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话题。但这位老先生说话言简意赅，话语中充满了让你回味无穷的智慧。
直到我们认识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将我投资的所有公司，我研究过的公司以及引起我兴趣的公司一一介绍给查理，他则逐一点评。我也向他请教我遇到的烦恼。谈到最后，他告诉我，我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就是华尔街的全部问题。整个华尔街的思维方式都有问题，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在华尔街上却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那些烦恼永远也不会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弃现在的路子，想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给我投资。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在查理的帮助下，我把（我创建的）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在结构上完全改变成早期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和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个合伙人公司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样的结构，同时也除去了典型对冲基金的所有弊端。愿意留下的投资者作出了长期投资的保证，而我们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资人。
我于是进入到投资生涯的一个黄金时期。我无须再受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限制。虽然数字依然上下波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大幅度的增长。新的基金从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营运成本外，每年的复合回报率超过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创建开始计算，每年的复合回报率则超过29%。12年间，回报增长超过20倍。
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离了解查理，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阅读过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独特的人，他的独特性既表现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他的人格上。
查理思考问题总是从逆向开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会研究人生如何才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强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大部分人更关心如何在股市投资上成功，查理最关心的却是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他的这种思考方法来源于下面这句农夫谚语中所蕴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儿了。
查理持续不断地收集并研究关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各业的企业以及政府管制、学术研究等各领域中的著名失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确决策前的检查清单，这使他在人生、事业的决策上几乎从不犯重大错误。这点对巴菲特及伯克希尔50年业绩的重要性是再强调也不为过的。
查理的头脑是原创性的，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教条。他有儿童一样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学家所具备的研究素质和科学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任何一个问题在他看来都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通过自学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的思想辐射到事业、人生、知识的每个角落。在他看来，世间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一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并贯穿在一个思想框架中，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在所有学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普世智慧”，以此为利器去研究商业投资领域的重要问题。
查理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对知识的诚实。他认为，这个世界复杂多变，人类的认知永远存在着限制，所以你必须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时要注重收集各种新的可以证否的证据，并随时修正，即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但即使这样，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得到的真知灼见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一种不能界定其边界的能力当然不能称为真正的能力。怎么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说，如果我要拥有一种观点，如果我不能够比全世界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反驳这个观点的人更能够证否自己，我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所以当查理真正地持有某个观点时，他的想法既原创、独特，又几乎从不犯错。
一次，一位漂亮的女士坚持让查理用一个词来总结他的成功，查理说是“理性”。然而，他对理性有更苛刻的定义。正是这样的“理性”，让他具有敏锐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对于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巴菲特把查理的这个特点称作“两分钟效应”--他说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一个复杂商业的本质说清楚。
人人都有盲点，再优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说：“本杰明·格拉厄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厄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对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体会。查理帮我指出了我思维上的盲点，如果不是他的帮助，我现在还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慢慢爬行。
查理一辈子研究人类灾难性的错误，对由于人类心理倾向引起的灾难性错误尤其情有独钟。最具贡献的是他预测到，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会计审计制度的漏洞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经提出了金融衍生产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愈演愈烈，他们的警告也不断升级，甚至指出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将会给现代文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啸及全球经济大萧条不幸验证了查理的远见。
与巴菲特相比，查理的兴趣更为广泛。比如他对科学和软科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强烈的兴趣和广泛的研究，通过融会贯通，形成了原创性的、独特的芒格思想体系。相对于任何来自象牙塔内的思想体系，芒格主义完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生。比如说，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人类心理倾向在投资和商业决策中的巨大影响。十几年后的今天，行为金融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而查理讲“人类误判心理学”中所展现出的理论框架，在未来也很可能得到人们更广泛的理解和应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认识查理是在1996年，那时他72岁。到今年查理86岁，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查理的精力完全没有变化。他永远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会议永远是七点半开始。同时由于某些晚宴应酬的缘故，他的睡眠时间可能要比常人少，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记忆力惊人。
86岁的他记性比我这个年轻人还好。这些都是他天生的优势，但使他异常成功的特质却都是他后天努力获得的。查理一旦确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辈子。
查理对我而言，不仅是我的合伙人、事业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我从他的身上不仅学到了价值投资的道理，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时机固然重要，但人的内在品质更重要。
查理喜欢与人早餐约会，时间通常是七点半。记得第一次与查理吃早餐时，我准时赶到，发现查理已经坐在那里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了。虽然离七点半还差几分钟，但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让我心里很不好受。第二次约会时，我大约提前了一刻钟到达，发现查理还是已经坐在那里看报纸了。到第三次约会，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查理还是在那里看报纸，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座位，终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个钟头到达，六点半坐那里等候，到六点四十五的时候，查理悠悠地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头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查理与人约会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费时间，会拿出准备好的报纸翻阅。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参加了一个外地的聚会。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纽约，没想到却在机场的候机厅遇见查理。他庞大的身体在过安检检测器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检测器不断鸣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检，如此折腾半天，好不容易过了安检，他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可查理不着急，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书坐下来阅读，静等下一班飞机。那天正好我的飞机也误点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问他：“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伯克希尔也有专机，你为什么要到商用客机机场去经受这么多的麻烦呢？”
查理说：“第一，我一个人坐专机太浪费油了。第二，我觉得坐商用飞机更安全。”但查理想说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条，“我一辈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为拥有了钱财而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单间，隔绝在占地一层的巨型办公室里，见面要层层通报，过五关斩六将，谁都不能轻易接触到。这样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手里只要有一本书，我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查理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一本书，即使坐在经济舱的中间座位上，他只要拿着书，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图参加一个董事会，依旧按惯例坐经济舱，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国小女孩，飞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积分的功课。他对这个中国小女孩印象深刻，因为他很难想象同龄的美国女孩能有这样的定力，在飞机的嘈杂声中专心学习。如果他乘坐私人飞机，他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虽然严于律己，却非常宽厚地对待他真正关心和爱的人，他不吝金钱，总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个人的旅行，无论公务私务都搭乘经济舱，但与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时，他便会乘搭自己的私人飞机。他解释说：太太一辈子为我抚育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体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查理一生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认为人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一生不断提高修养，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这种生活方式对查理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在外人看来，查理可能像个苦行僧；但在查理看来，这个过程却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够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这么独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独特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间为伯克希尔创造出在人类投资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
与查理交往的这些年，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科举制度结束之后，在过去的上百年里，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体的现实依托，变得无所适从，尤其到了今天商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具有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个传统尽失的商业社会，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适用呢？晚明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当时的商人曾经提出过“商才士魂”以彰显其理想。今天，商业市场力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我以为这种理想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查理可以说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首先，查理在商业领域极为成功。然而在与查理的深度接触中，我却发现查理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学者。他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真正关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查理的价值系统由内而外，倡导通过自身的修行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从而帮助他人。
在取得事业与财富的巨大成功之后，查理还致力于慈善事业，造福天下人。他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讲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他用最干净的方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巨大成功。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满怀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是否也可以通过学习与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取得世俗社会的成功并实现自身的价值理想呢？
查理非常欣赏孔子。我有时会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国，查理大概会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后今天的商业中国，他倡导的大概会是：正心，修身，齐家，致富，助天下吧！
//李录，国内就读于南京大学，国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华裔投资家兼对冲基金经理，对冲基金Himalaya Partners的创办人。本文系作者为2010年5月出版的《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所作序言，有删节。
士之德操
文/张艺谋
高仓健对人是非常非常真诚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神，在云端，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士”的精神，那种古典，就是让你忍不住吸一口气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装的。
我拍了20多年电影，不长也不短。其他演员，如果我们让他先收工，先回去休息，很正常，他们高高兴兴就走了。我在云南这样跟高仓健说过，下午6点左右说“您先回去”，到了晚上9点要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副导演慌慌张张地过来跟我说：“导演，高仓健没走！”为什么没回去？出事了？他说，导演和全体人员都在这儿工作，他不能走。我说让他来这儿休息一下，这儿有水、有椅子，他说怕打搅我们。他一直在山地的拐角下站着，默默看我们工作，不打搅。我们全队上汽车准备走，老爷子远远地给我们鞠躬，他不过来，鞠完躬就走了，70多岁的人，站了3个小时。工作一天了，让他先回去，这算什么？全世界的演员都会觉得这天经地义，他却觉得他不可以，因为导演还在工作、工作人员还在工作。
好多这样的小事情，都不是装的，他的心就是这样，这就是“士”。还有中井贵一，高仓健的弟子，高仓健只要在东京、只要出远门，不管哪一天的航班，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当高仓健到达机场的时候，中井总是远远地给他鞠一躬，不过来，不打搅，远远地送他。高仓健对我也是这样，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赶飞机，他会在地下车库，看我的车走，远远地给我鞠躬。我吓一跳，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已经来一个多小时了，他也怕人家认出他，站在地下车库，在一堆车后面，远远地送我。
拍《千里走单骑》时，我让民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他说不要，我说不是照顾他，是怕他被紫外线晒了，跟戏不搭。小徐打了3天伞，老爷子把手表摘下来给了小徐。值钱就不说了，是好几万的表，值钱都是次要的，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要怎样感谢这样一位为他打伞的民工。他说：“你辛苦了。”那表小徐现在还珍藏着，舍不得戴。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亡”，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有体现。
他在奥运会开幕前，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刀。他们说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样贵，是日本国宝级的工匠，用了一年时间锻造的。高仓健悄悄一个人买了机票，不告诉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们的开幕式工作中心，给我送来。他回去以后，东京正下大雪，他又驱车几个小时到郊区的一座寺庙为我祈愿。翻译跟我讲，寺庙那天清场，只为我做法事，老和尚带着一群和尚，高仓健一个人站在那里，整个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儿念经，拴着几万个铃铛，风一吹，叮当响，整个环境特肃穆。一个半小时的祈愿，高仓健来回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这事儿高仓健不让告诉我，是翻译偷偷告诉我的。
很多事他不想让你知道，因为不是为了做给你看的。那个和尚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而且他说那个寺庙是最灵的。祈愿完了以后，高仓健给了我一个牌子，我现在还留着，日文写的是：“祝张艺谋导演奥运开幕式成功。”
关于他，真是有好多细节。我以前跟他没有见过，只是他的粉丝，我们见面以后都互相喜欢，所以就这样对待彼此。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电影是桥梁，可以沟通人心。
还有一次，我们俩坐在一个大堂酒吧，远处百米外是大堂，但是这个酒吧里人很少。他看不见外面，我能看见，我跟他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大堂里人来人往，有日本人认出他来了，向酒吧门口走过来，距离有四五十米时，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惊动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有四五十人给他深深鞠躬，悄悄离开。
有一个导演给他拍纪录片，那个导演礼拜天正在家抱着孩子，突然一接电话，听对方说“我是高仓健”，吓得差点把孩子摔了。他放下电话眼泪哗哗的，第二天早上，他只是一遍一遍跟我说高仓健给他打电话了。从很多细节可以发现，高仓健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日本的国宝。因为他跟我走得近，或者说是因为支持中国，经常遭到日本媒体批评。日本有一些人说他对中国电影过于支持，因为我去东京电影节，他60年都没有走红地毯——他从来不走红地毯，可他陪我走了。所以日本媒体就说他，在日本都不走本国的红地毯，他不管。所以他这个人其实很爱中国，从骨子里爱中国。
我和别人讨论剧本的时候，尤其古装电影，我们谈一些人物的价值取向的时候，我常常讲一些高仓健的小例子，我说这就是士的情怀。默默为你奉献，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这就是“士”。我们经常拿高仓健的一些事为例子，讲解人物的动作：他不管到哪里，第一件事情都是把母亲的照片拿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放上一束鲜花。我们多次接待他，每次问他有什么要求，都是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可不可以每天给我买一束鲜花回来”。原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知道，是放在他母亲照片前的。有一次我进他的房间，果然看到照片，照片放在写字台上，下面是白色的鲜花，不是正规的遗像，是他光着屁股，与哥哥、姐姐、妹妹和母亲在河边的生活照，很温情、很可爱。他到哪里都先把照片供起来，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去南极拍戏都是这样。这种大孝对我们都是传奇，现在我们谁能做到？几十年，真的很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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