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 微子去之，箕[jī]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逃离纣王，箕子成为纣王的奴隶，比干因强行规劝而被纣王杀死。孔子说：“殷代有三位仁者。”
这三位的下场虽不同，但都怀有安天下百姓的仁心，所以孔子都称他们是仁者。仁不必通过死表达，如果需要死来成就仁，也不畏惧死，这是孔子对待生命价值的态度。
18.2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担任典狱官，三次遭到罢免。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离开呢？”回答说：“我正直方式做事，到哪里不被三次罢免？如果用不正当的方式做事，何必离开父母家乡？”
柳下惠看清当时的社会现实，到处都是乌烟瘴气，如果不同流合污，到哪里都会被排挤。宁可在家乡坚持正直的方式。
这篇没有孔子的直接论断，但是反映出孔子类似的情操：不纵容，不苟且，但也不消极遁世。
18.3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齐景公接待孔子说：“像对待季氏那样的礼仪，我做不到。可以在季氏和孟氏之间的礼仪对待你。”又说：“我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就离开了。
季氏是当时鲁国第一权臣，孟氏次之。齐景公用介于季、孟之间的礼仪对待孔子，其实也很尊贵了。齐景公可能没有当着孔子的面跟其他人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这话也传到孔子那里。孔子综合评估，决定离开。
孔子也有待价而沽的心态，更关键的是孔子推行的政策属于制度的重大变革，必须得到国君绝对支持，才能有效推行。如果国君意志不坚定，那么变革很难成功。通过齐景公对孔子和对自己的态度，能看出齐景公并不是很坚决。所以孔子离开是明智的。
有时候“一把手工程”也要看，一把手的意愿和意志强烈程度。
18.4 齐人归女乐，季桓[huán]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齐国人馈赠女子乐队，季桓子接受了。 三天不上朝。孔子就离开了。
季桓子是鲁国大夫，竟然接受了齐国赠送的女子乐队，并和国君观摩，以至于三天不上朝理政。追求享乐到了这个地步。孔子失望至极，就离开了。
18.5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的一个狂人跟在孔子的车后唱道：“凤凰啊，凤凰啊，德行为何如此衰败啊。过去的不能挽回，将来的还来得及改变。就这样了吧，就这样了吧！现如今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但他快速躲避了，孔子未能和他说上话。
这个狂人应该是一位隐士，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后，选择了退隐。他通过歌声劝说孔子不要再有从政的想法了，还是赶快归隐吧。孔子想和他交谈，可能是想劝告他回心转意，或者是进一步表达自己不断努力的缘由……但是很可惜，没能和这个人说上话。
同一个时代，同一批人，面对类似的境遇，做出的反应却差别很大，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意识的差异，也促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更大不同。
所以遇事不必抱怨环境，而应反观内心，慎重做出行为选择。
18.6 长沮、桀[jié ]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yōu]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和桀溺并排耕种，孔子路过，让子路去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问子路：“那个拿着缰绳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的位置。”子路再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你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像滔滔流水般，天下到处都一样，谁能改变呢?而且你与其跟着躲避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躲避社会的人呢？”说完，仍旧不停地做农活。子路回来后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很失望地说：“人是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共处的，如果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还与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与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
孔子和隐士的差异愈加分明，隐士从社会退缩而自得其乐，孔子却不然，孔子内心充满仁，使他不忍看着社会的混乱，而独自逍遥。孔子内心也充满道义，使他不能不顾道义不行而退缩。在恻隐之心和使命感的驱使下，孔子浑然忘我，不管社会状况如何，仍然投入他的推行大道的事业中。
18.7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随孔子，落到了后面。遇到到一个老人，用拐仗挑着除草工具。子路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呢？”说完，便柱着拐杖除草。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着。老人留子路到他家住宿，杀鸡、做黄米饭招待子路，又叫他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报告了这件事。孔子说：“这是位隐士。”叫子路返回去再见他。子路到了那里，他却走了。子路说：“不做官是不合义理的。长幼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废弃的；君臣间的关系，怎么能废弃呢？他想不玷污自身，却忽视了君臣间的大伦理。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我的主张不能实行，我早就知道了。”
老者很隆重地接待子路，可见他对孔子及其弟子还是很尊敬的。但他依然只是一位隐士。孔子特意让子路回去见老人，是想让子路代为表达孔子的意见。老人不在，子路向其子说了孔子的理念。道义主张不能施行孔子是知道的。君子有责任和义务在身，不可回避，所以不能做隐士。
孔子无需为自己辩解，更可能是想说服老人入世，为社会变革，道义施行贡献才智。
18.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隐逸不显的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身份的，有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忍辱负重，但言语合乎伦常，行动经过思虑，也不过如此罢了。”又说：“虞仲、夷逸隐居，言语直截了当，但洁身自好，在权衡利弊后放弃自己的追求。我则不同于他们，我是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也没有什么必须不做的。”
伯夷叔齐等七位隐藏不露的贤人，有三个层级，第一级是不放弃志向，不遭受身份的侮辱。第二级是放弃志向，身份遭到侮辱，但是言行保持中正。第三级是直接隐居，行为乖张，但也能洁身自好。但是孔子和他们不同。
孔子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执着，一定要怎样做，或不怎样做，完全根据仁和义办事。所以孔子比七位有更多的灵活性，也有更深厚的价值观。
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官场中，很难用一种单一的行为作为行为指南。形势太复杂，一味恪守某种行为方式，可能会“死得很惨”。可是一旦要随机应变，很多人就会在灵活性中迷失自己，在权变中丧失原则。
我们应以孔子为榜样，有自己大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操守，在具体的“怎么做”中保持开放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做事情，要有孔子“无可无不可”的态度。
18.9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táo]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太师挚到齐国去了，亚饭干到楚国去了，三饭缭到蔡国去了，四饭缺到秦国去了，打鼓的方叔到了黄河边，敲小鼓的武到了汉水边，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到了海滨。
代表着鲁国礼乐最高水平的乐师队伍，四散到他国。在孔子看来这就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也是鲁国衰败的象征。“云天苍凉，斯人寥落”这种悲愁情怀溢于言表。
我们如今在说一个创业企业或著名团队成员一个个离开时，是否也是于此相似的感受？一个个人才的离开，是背后公司文化或气势的变化吧。
18.10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情，不会让大臣抱怨不受重用。服务多年的大臣只要没有大的罪责，就不要弃之不用。不要对任何人求全责备。”
鲁公是周公的儿子，封地在鲁国，临行前周公告诫鲁公，要维持亲情和故旧，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大臣等。这成为鲁国的人才文化观。
《论语》的编者偏偏将这一章与上一章放在一起，让读者参与鲁国衰微，人才外流的原因。
18.11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guā ]。
周代有八位知识分子：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这八位在历史中已经不可考，但是看名字像是兄弟。结合前几章讲人才的得失，此章以济济人才放在最后，可能是表达一种对盛世雄才的希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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