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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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抽空翻阅易中天先生讲中华史的新书《严嵩与张居正》，尽管自十多年前接触《明朝那些事儿》开始，通过阅读不同大家关于明史的文字，但伴随着阅读总会生发出自己一些新的体悟，摘一二记之。

比如，书中讲到嘉靖皇帝初登大宝后即发动“大礼议”，与时任首辅杨廷和产生对立一事。在这次阅读中突然觉得自己以往读这段历史想得都过于简单了。

嘉靖皇帝会仅仅为了一个“孝”字与自己的内阁班子发生争执吗？不。他表面上看是为了“孝”道，内里却完全是因着权力。这和杨廷和在遗诏上代拟“嗣皇帝位”是如出一辙的心理动因——皇帝是谁“造就”的。

如果是承自孝宗、武宗一脉，那么杨廷和的拥立之功就必须予以确认和褒奖——这是杨廷和在遗诏上写“嗣皇帝位”的“小九九”，在一朝历史上能以忠臣身份拥立一位皇帝，那就可以获得伊尹、霍光的历史评价和地位，从而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力基础。

而嘉靖皇帝不论是明知或不明知杨廷和的这个“小九九”，对于权力的直觉和敏感性，让他不允许发生这样的情形，而或许也正是因为杨廷和从一开始就埋了“小九九”，塑造了嘉靖皇帝一生执政的“小九九”模式。

再如，当书中述及海瑞时提到明代在北京、南京各搞一套行政班子，明显是“极其愚蠢的事情”。过去我也曾这么想过，但这一次在阅读时我换位到明朝皇帝们的角度去思考了一下。

明朝皇帝们在成祖迁都北京后，难道会没有想到设置一套闲置的中央机构班子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吗？

如果说一个皇帝和个别内阁大臣没想到的话，那么说整个明代的皇帝和内阁班子都失明失聪了，我是不相信的。既然不是皇帝和内阁班子们愚蠢，那么保留南京中央机构班子肯定对于统治是有益的。

比如，对于北京的中央机构班子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要知道背后始终有一个和自己同样职位、职业的“后备者”在盯着自己。对于皇帝来说，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更加游刃有余，在处理“有问题”或“犯错”的北京干部时也更加有政治空间，发配南京为明朝政坛保留了一块缓冲区。

况且南京中央机构班子并非真是闲置的，例如读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一书可以知道，南京以南的赋税就是由南京户部负责的，至于其它部门有什么具体职责不得而知，但肯定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闲职。

最近在读这本书的同时正好浏览到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一段精彩论述：“所谓真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人读史，亦当思前人之“不得不如是”，而“表一种之同情”，是谓“真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