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忆听书
我的童年正处在上个世纪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那时除了几个月盼星星盼月亮看一次露天电影外,听说书便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娱乐生活。
农闲时,生产队队长请邻村说书匠到村里说书,来丰富村里的文化生活。我们小孩子听说今晚要说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早早地吃过晚饭,拿根凳子坐在临时安排的场地,说书匠打起连板,拉二胡开始定弦响起,老太太们拐着小脚从家里蹒跚出来,满脸的褶子都笑得舒展了许多。乡村枯燥的生活对快乐的向往就锁定在一场说书里。一张八仙桌,俩把椅子,一块醒木,说书的一般有两个人,一个人拉二胡(一般是盲人),一个人拿着响板连说带唱。先是唱一段,唱词顺溜上口,唱过就解说,好的说书匠还把人物的动作声音形容的有声有色。还加上点口技,抑扬顿错。悲情时,二胡拉的的悲切切意绵绵。或哀婉低回,或喜悦欢畅的弦子乐曲声,现在还仿佛回响在耳边;那时而欢快,时而凄怆,时而高昂,时而低沉的唱腔,那时而一字一顿斩钉截铁,时而如连珠炮咄咄逼人的道白,经久难忘,历数十载而弥新。
记得在有月圆的夏夜,从队上的库房里拉过来一根电线,点亮一个灯泡,老老少少一个圈把说书人围住,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有人给说书人端茶倒水。
十来岁的我成了听书迷,最上瘾的是听《杨家将》和《包公案》,越听越入迷。唱一段说一段,一环扣一环,环环牵着我的心,说书匠讲一段喝口水,这不怕、怕的是讲到要紧处,醒木一拍,说书匠嘎然停住,最害怕他说要知下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最喜欢那句台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那时,我们北方村里谁家添了男孩或婚嫁便请说书匠来庆祝。好的说书匠那时可是个香饽饽,东家唱了西家请。我听说书就像看电影那样高兴。即使在寒冷漆黑的夜晚,也常常和姐姐打着手电筒去别人家听书。女孩子家本性胆小,但是想到书中故事情节,英雄人物,惧怕却无。即使飘着雪花也阻挡不了我听说书的兴趣。
后来,村里的说书匠越来越少了,被一个话匣子收音机代替了,那年我上五年级,我们家也买了个收音机,收音机替代了说书匠,并且评书比说书匠说的更详细,每天连贯说一集,只用半个小时。最爱听的就是单田芳说的《隋唐演义》。刘兰芳说的《岳飞传》,后来还有袁阔成说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播出时段在中午十二点半。记得我们姊妹几个常常聚在一起围着话匣子如痴如醉地听着。心情也随着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情节跌宕起伏而忽起忽落。那时收音机用的是干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声音特别的小,恨不得钻进匣子里,我们姊妹几个常为抢话匣子而争吵,在争夺中常把收音机的零件损坏,弄得几天都听不成评书。
时光如流水,收音机也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电视机;电脑;手机,然而我对文学的热爱,也许是那些年的听说书匠,听评书才让我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些人物逼真的描绘至今还在脑海中印留。
如今,伴随我童年的说书匠,单田芳等大师已经仙逝。听书的孩子已经步入中年。可他们的音容笑貌,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悠悠的二胡,独特的声音却在脑海里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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