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首都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东、西势不两立。东德为了堵住治内人民投奔西德，从1961年开始，沿着边界在己方的领土上建起了一道长约155公里、高为3至4米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素称柏林墙，特派卫兵严防死守。按当年东德的法律规定，如果发现有人悄悄翻墙，卫兵有职有权开枪射杀。
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的柏林墙被拆除，东西两德重归于好。“觉今是而昨非”，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案由为：在柏林墙被拆除之前，他射杀了翻墙而过的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亨里奇自然深感委屈，其律师也辩称：卫兵只为“执行命令”，出于被动，乃“别无选择，罪不在己”。但法官西奥多·赛德尔持不同意见，认为：“作为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当知，在这个世界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揆诸人情，自觉履行这“一厘米主权”，故意打不准，留人一条性命，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也是最高境界的良心。 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而被判刑，且不予假释。这个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典型案例，发人深省，给人启迪。这“抬高一厘米”就是“人类良知出现的一刹那”，面对恶政所采取的抵抗与自救，是胆识、智慧与雅量的结晶。别小觑这区区“一厘米”“一刹那”，关键时刻可以让人类海阔天空，“头若回看后悔无”。有人说得好，当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就会有一种东西比职责更值得遵守，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
古语曰：法律无情。诸如铁面无私的包拯，一路斩亲侄、铡驸马、斥诰命、倒国丈、锄奸佞、抑豪强，认法不认人；一代军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断无戏言；民族英雄林则徐斩子行禁烟令，大义灭亲……法律之无情，指的正是这般不畏乎豪门权贵，不避乎亲朋至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天儿子还是地奶奶，一把尺子量到底。如若感情用事，看菜下箸，就无公开、公平、公正无可言，成何法律？！
然而，“亨里奇案”启迪：法律也并非一套和伦理道德、文化传统毫无一点关系的冷冰冰的规则体系。所以，有识之士说，“法律无情”的“情”如果是指面子上的人情，那必定（也应该）是无情；但如果是指与伦理道德有关的“人之常情”，则还有天地良心的一面。就这方面而言，法律无情人有情。设若连这点“情”都荡然无存的法律，只可能被人害怕、远离，而不可能让人从心底里信仰、诚服，最终还是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
我国早在北魏时期就首创了“存留养亲”制度，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可对其减刑或缓刑。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以便其必要时可随时回家照顾老人。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1380余年前唐太宗与390名死囚的“死亡之约”。
贞观7年腊月，唐太宗视察大牢，其中390名被判处死刑的重刑犯正等待批准，执行死刑。死刑犯们对自己的判决口服心服，但都表达出了回家看望一次父母与妻子的强烈渴望。太宗为之心动，一阵沉思之后，力排众议，当着死囚们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你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回家与亲人团聚，在亲情和关爱之中度过今生今世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个约定：来年九月初四准时自行返狱伏法！太宗回复左右质疑的坚定想法是：“朕不负卿，卿亦不负朕。”
让大家想不到的是，次年九月初四，那些死囚果真一个接一个地回来了。捱到约定的最后时辰，发现还有京畿扶风的徐福林一人尚未赶到，连死囚们都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忧心如焚，不为即将临头的问斩，而是为一个同伴的爽约而痛心疾首。就在这时，徐福林乘坐一辆破旧的牛车赶来了。原来他在途中病倒，虽然雇车赶路，还是晚了一个时辰。太宗见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给予守信用的死囚们以最高奖赏：全部赦免！这次，一致毫无异议，因为惩罚从来就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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