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者，人心之感也；理者，世序之维也。
情以人起，感物抒发于心；理因人生，维世之治于行。故言兹二者，曰：“世变之通，情理乎道，同于一，其正则二者自存也。”
夫今法显诸于世，人皆以之而言理。然其时违于情，欲行再思，感前者失则少序，后者稀而乏情。然序稀则世乱而不得持，情鲜则人为而不得久。乃寻源本，皆归同心正也。
今人，初度见法缚，使身约行束。然频出不法者，触而坐之，何也？于古人也，则不然。或问曰：“咸皆无违邪？”则对曰：“十之七八矣。”古今之人，皆九州之子，惟时存异，胡有之哉？
余尝疑思之，盖今者，法束其形而未修心，不得正，加今世之先驱为存国故，废古法，崇新学，除封建之弊，起国于危难之际，然使古道稀也。虽今弘，然前时根除之弊难返，致今时穷困，古学枝叶难生也。然于先者言，扶亡救国之急，当速达，时虽欲存其精，力不逮也；于今人者，其实断古道，难存续，而欲咎亦无言，此亦情理之违也。唯叹曰：“力在当时，然弊在后世也。”
其精去，则除家族之念，小其泽，乃使今人心若萍不得依，无论正也。而频出者，心非正矣。故曰：“心正情修，礼正法理也。”
古人曰：“天下熙攘，皆以利生。”古者，法缚形，礼修心，家安情，故循者众。其心修则行束，《大学》：‘正心’则是矣。先皇虞舜，箫韶九成，海清河晏，赤县安平，致国宁，此礼乐正民之心而修君之为也。是时，礼正理，情见控，无得异也。
而徒以礼，则无得久治。其崩则乱生，使战国无周室之尊，五代无二子间情，皆是也。礼法理，固人之维，无人维则必崩，然不啻其崩，时心亦变也。且夫国不国、世非世，妖孽必丛出也。故评曰：“君臣无义，朝尊南而暮北面。”郭威之立周，太祖之建宋，皆此也。时理不存于情，故寻理于世，曰：“溯本心之正，通情理之达也。”故寻孔孟也。
文山公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仁后；礼，义后也。昔夫子布仁于世，以求其治，未得用。孟子之改仁乎世，传义于兹，一时见拥，而终见世弃之。百代之后，荀子复之于礼，授于世，泽仁义礼于天下。而出李斯、韩非之徒，变其而通法，使法家上于诸子，名显于当世也，后纳外邦之见，得于今也。故曰：“仁不行，改乎义；义因仁，礼承义，变通法也。”以之明其列也。
而寻理得义，寻义致仁，何知之？孟子言仁义礼智四常，概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心言焉。设使显礼乎行，未得思而心不正，则必不存四心焉。然若知善致思，正心于行，余知其必得矣。孔子居仁于五常首，余思五常，仁若干，义似戈，礼行作饰，智信如法，而皆因仁正于心也。吾尝闻存窃、盗、逆，行不法，官府无得究。其约一者缚，则余者救，且尊于一，行必先智，而皆以信达，此亦四常也，而其世之大害！何也？曰：“拥器而恃其利，持戈而弃诸干，心不正而行逆为也。”故四常以仁补而正心，孟子云：“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此言得之。
然仁存非世，其虽蓬生于麻，莲出于污，而人心不正，终白沙俱下，与涅同黑。老聃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闻者赞其言之大也。盖造化存万物生，道飘然于世，天地自行，时天地之心皆自正道也。白驹过隙，圣人出则道自隐，人方治而兼以德，时万民之心皆自正德也。然德去，万民心杂而未正，乱起于兹，部落三战于野，同乎仁，心得正而情得控。而待仁离，商周乱而诸侯起，天下攻伐之源改，则心生逐鹿于中原，遂问鼎于九州。庄子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也。然后再别其义、除其礼、失情于法也，致情理之违也。
且夫人之俯仰，必生其情，而情起无违理者，未之有也；正心于情，同行于理者，虽鲜，亦存矣。呜呼！若人正心初以立法，后寻礼、复求义、兼得仁、加同德而存近道，知欲取必予，明己所不欲，使心不见困，弃所非欲，行不逾矩，情同于心而二者皆达于道，则终不违也。《易》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则是也。
故曰：“理情存乎道，正心于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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