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L'Étranger）是法国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通过塑造莫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莫索尔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不近人情，实则正是他用来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默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而只是默尔索内心自发意识的流露，因而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因为别人的姿势和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唯一确实的存在便是大海、阳光，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在第二部分里，牢房代替了大海，社会的意识代替了默尔索自发的意识。司法机构以其固有的逻辑，利用被告过去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虚构成一种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形象：即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莫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蓄意杀人的魔鬼。因为审讯几乎从不调查杀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计把杀人和他母亲之死及他和玛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但是莫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这种局外人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这就是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丧失亲人的打击无疑是沉痛而惨烈的，可是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叙述，仿佛事不关己，连时间也记不准确，让人十分讶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半点哀伤的泪水。在草草地给妈妈守灵下葬后，他还急不可耐地去海滩游泳，看喜剧片，寻求肉欲刺激。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却把这个人们视为神圣的问题当成毫无意义的废话，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女友。邻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与他交个朋友，莫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其次是工作，工作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基督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赐予的使命，即“calling”，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可是，当老板提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身居偏远小城的莫尔索却拒绝了这个发展前景广阔的差使，回答说：“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这种不知好歹的答案让老板颇为扫兴。此前，莫尔索为置办母亲丧事而向老板告假时，明显觉察出老板脸色不好，他却无动于衷，认为“反正不是我的错”，而不像别人一看到上司脸拉长了便胆战心惊，惴惴不安。他的这一心态和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因得罪上司而忧郁致死的小公务员形成强烈反差。“不关心”、“无所谓”的工作态度使他自觉跳出了以“鞠躬尽瘁”、谋取“升官发财”的滚滚红尘。再次是死神，当他无意间错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之后，无论是在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里，还是在法庭上愤怒的审判声中，他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态度。人们的言辞无法引起他太大的关注，周围微末的事物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心。“我听见椅子往后挪的声音”，“我看到好些记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尽管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面对人们“义正辞严”的谴责，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完全没有为了保命而讨好大众的媚态。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莫尔索却等闲视之，不以为意，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还有彼岸世界的局外人，当人们被现实当中形形色色的苦难压迫得无路可走时，便会寄希望于飘缈的彼岸世界，渴盼能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来拯救自己，指引道路，并祈求肉体毁灭后能灵魂升天，永享安乐。可莫尔索彻底否定这一绮丽幻想，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于是不论神甫怎样耐心劝导他皈依基督，虔心忏悔，他却不肯服从，并且坚信自己“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神甫）有把握得多”。《局外人》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谬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谬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加缪生活中的照片小说中，威严的司法以某种荒谬的正襟危坐呈现，比如审讯几乎不集中于杀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将案犯妖魔化，把杀人者与母亲之死牵强附会。诉讼双方悄然获得某种置换，仿佛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于法庭或检察官。小说结尾道“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就是这种不动声色而又颇具内力的语调，活现了一个惊世骇俗、对一切漠然的“荒谬的人”。而从“这一个”中，人们看到更多的人，乃至一个阶层或整个社会的不可理喻。那些与杀人没有关联的事情，最后却把默尔索送上了断头台，这让默尔索看到了世界的荒诞性，而在那个荒诞的社会中，人是没有发言权也不被重视的。在庭审中，默尔索本想替自己辩白，但他的律师却告诉他：“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由此，默尔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那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默尔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本书写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正处于战争的恐慌之中，人们对社会充满迷惘，精神没有归宿。默尔索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们孤独、痛苦、冷漠，但又不甘于被现实的世界如此凌迫，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自我成了自我的陌生人。他们以冷漠来反抗生活，却最终未能逃脱在命运面前的惨败，悲剧是注定的，但蔑视悲剧的态度却让他成了一名挑战荒谬的英雄。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人的命运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挟着的，要么异化，要么被审判，于是，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默尔索。可以说，局外人并不是指默尔索一个人，而是许多具有相同生活状态的人的代表，默尔索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作为一个人，他是特别的，但是普通却往往寓于特别之中，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人的影子。为了进一步了解生活，了解从前的人或许也是我们身边的人，默尔索的个人的世界也便成为一类人共有的特质，通过对默尔索的探知，才能更加深入的认识“局外人”这种现象。在《局外人》整个小说都是选用一种与主人公性格一致的枯燥、呆板、闪烁的语言风格来连接全文的，作者选用这些超乎寻常的刻意追求的语言来宣扬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主人公在众人眼中是“荒诞”的，众人在莫尔索的眼中也是荒诞的。整个小说如同演一幕滑稽的小丑剧，所有的人包括观众都是荒诞的。加缪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社会的丑态。然而加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这个荒诞社会的层面，他揭露荒诞的终极目标是指向人们对本真的追求。加缪荒谬论中一个有名的论点：“人生没有希望但并不包含绝望。所以，要活得真实而不虚伪，就必须坚守下去，并不是不愿迂回，而是没有退路可走。”莫尔索式的冷漠，具有积极反抗的基调，不失为一种大智大勇的精神，在精神上战胜了荒诞，获得了自由。加缪的自由是否定上帝后的自由，其结果是由人自己承担行动的责任，从而以挑战的姿态接受这个荒诞的世界，以现世对抗来世。萨特曾说过“存在主义即人道主义。”加缪笔下的《局外人》是他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他选用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而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表现出来是一种比传统的人道主义者更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不仅描写荒诞，而且还提倡个人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创造，从而表现了对人的自由和本真的尊重和依赖，这就比其他同时期的现代派走得更远，更深入。莫尔索十分关注生理欲望，就像他自己所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在处理母亲丧事时，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渴”、“饿”、“热”，还大胆地在母亲的遗体前畅快抽烟，回家后便急于和女友玛丽发生肉体关系。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他也不忘记欣赏玛丽的身体和装扮。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他有些紧张，想要逃避，但这也是出于人类求生的本能。由此可见，莫尔索基本摆脱了世俗镣铐。人们绞尽脑汁设置的礼法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唯一真实的便是明媚的阳光、美丽的大海以及自己作为自然人的种种需求。并且，他也懂得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没有真正侵害谁的利益（射杀阿拉伯人也是由于防卫过当），完全符合“发乎情，止乎礼”这一规矩。阿尔贝·加缪认为，说谎，正是我们所有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生活。莫尔索则与他的表面相反，他不愿简化生活。他并非对母亲没有感情，只是不愿意强迫自己为了做戏而哭天抢地，昭告世人：我很伤心。并且，他认为死亡是无法逃离的必然环节，母亲的去世算不上什么坏事。书中的沙拉马诺老头每日都要咒骂自己的狗，可一旦狗走失，他又椎心泣血，感叹“我怎么活下去呢？”雷蒙怨恨情妇对自己不忠，想要狠狠报复，可还觉得心底对她颇为留恋。这两组隐喻巧妙地暗示了莫尔索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形式上他的表现不符合孝子标准，可还是在灵魂深处敬爱母亲的。当玛丽问他爱不爱她的时候，他明明知道女友想要的答案，也完全可以甜言蜜语地博取佳人一笑，可他依然毫不隐讳地否定；雷蒙热切地询问他能否和自己结交，他也没有所谓礼貌上的回应，只是淡淡地说“做不做都可以”；老板对他寄予厚望，要他担当要职，他仍不肯委屈心灵，阿谀迎奉，而是立马拒绝。在法庭上，律师要求他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让他承认为母亲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莫尔索却认为没必要撒谎遮掩什么，直言不讳；检察官说他“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他也没有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反驳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最后神甫为他做临终的忏悔仪式，他却说“我不相信上帝”，并且坚持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对莫尔索来说，所谓道德，就是忠实地遵循自己的感情而行动，就是要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而忠实地表现这种感情，拒绝作假，拒绝扮演角色。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现世的、眼前的、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先验价值，不是任何没有现实意义的抽象概念。反之，遵守社会道德，在莫尔索看来，就是要服从先验法则，就是要否定同社会道德相矛盾的一切情感，就是要受世俗的左右、摆布。然而莫尔索追求的欢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他的自由和反抗逾越了人们划定的框架，因而成了茫茫大众的局外人，成了世俗眼中恶贯满盈的罪人，尽管他平时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没有什么危害极大的行径。可是社会通过法庭所追究的，并不是他的杀人罪，而是他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对这个社会现存秩序的威胁。法庭的审判表明了社会对莫尔索这样一个不遵守既定规范、没有一般人的感情和罪恶意识、而又拒绝同社会、宗教妥协的“怪物”，从肉体到灵魂都要彻底毁灭的决心。正如《李尔王》中那个天真纯洁、不愿屈从于浮华形式而最终惨淡收场的考狄利娅一样，世界要以莫尔索生命的消殒来再次强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荒谬的世界是强大的，在追求自然、本真的个体生命面前，它似乎无往而不胜。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莫尔索是极其成功的。在这个人格独立性逐步泯灭的社会里，他能够没有悔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感情，这种“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是对世界荒谬性的有力反击，至少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世界的荒谬，也认识了自己的荒谬。美国当代学者大·盖洛韦认为《局外人》是通过荒诞的主人公来表达执着于意图和现实之间的重大不平衡的荒谬主题。它实际上是一则寓言：每个人都走在世界的边缘，每个人都必然毁灭于自己以及他人共同创建的荒谬世界。以“荒谬”反击荒谬，这正是《局外人》主人公莫尔索的思想，当然也是作者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和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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