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牌对王牌》一期节目的最后，大家聊起“我想……”这个话题。
沙溢的一段话让我非常触动，他说：“想和做其实是很矛盾的东西。”
“我想能多一点时间，多在家陪陪孩子，可有的时候呢，我又觉得我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我又要有我自己的事业。”
“我们现在在说我想如何如何，其实想只是你的一种愿望。可是你有的时候会为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你得去做另一种你要去想的事。”
当一个人的身份越多，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越大。
比起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些需要去做的事情，就变得更加必要，而个人的悲欢喜乐仿佛就变得不值一提。
01.
在你很小的时候，所有的错误都会由监护人承担，你并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做什么赔偿，更棒的是，你可以自由宣泄不满的情绪。
毕竟谁都知道，不能去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计较。
可是等到上学之后，你就多了一个身份——学生，作为一名学生，就必须遵守班规校纪。
于是，你不得不压缩玩耍的时间，把自己拘在课堂上，为了对得起老师的教导，以及父母的培养，你只能好好学习，争取取得好成绩。
进入社会工作以后，你又换了一种身份，变成某个公司的一名员工，你需要兢兢业业地上班，做一个合格的“打工人”。
为了获得那份勉强糊口的薪水，你要向部门经理、向公司老板交差，更要对品牌项目合作方负责，连上班摸鱼的时间都越来越少。
后来你成了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成为孩子的爸爸或妈妈，身上的担子也变得越来越重。
虽然你也享受那些片刻的幸福与甜蜜，但更多的时候，是现实推着你不得不加快脚步，去为了一个“钱”字而更加努力。
渐渐地你变得越来越累，每天机械地重复着枯燥的工作，下班回到家里，连话都不想多说。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这样试着问自己，但最终理性还是盖过了感性，你安慰自己到：
也没什么的，大家不都是这样子嘛。
可你自己呢？好久也没这么问了，好像自己喜欢什么也越来越不重要了。
02.
在老家我有个关系很好的堂姐，她是大伯的小女儿，上头有还个哥哥。
记得有次过年堂姐没有回家，大娘说春节期间三倍工资，堂姐加几天班再回来，听上去好像合情合理，但二大爷他们很快就看出了端倪。
一番“审问”之下，终于从大娘嘴里套出话来：原来堂姐谈了个对象，到外地婆家过年去了。
堂姐交往对象的家，距离我们那儿有四百多公里，如果嫁过去这个人就算丢了，大家都非常气愤，数落大娘不明白事理，自作主张。
第二天傍晚，堂姐和准姐夫赶回这边来后，被二大爷他们堵在屋里教育到后半夜，其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不同意这门婚事。
大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大哥哥也刚成家不久，所以二大爷他们都想让堂姐嫁近点，将来好给哥哥做个伴儿，婆家也能给这边帮衬帮衬。
其实在大娘的心里，是希望堂姐能够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的，但失去了丈夫，没有人在意她的想法，即便是亲生女儿的婚事，她也做不得主。
于是第二天，准姐夫就被赶走了，记得当时堂姐反应非常激烈，但当天就被没收了手机，换掉了电话号码。
接着家里替她跟工厂打电话辞职，把她关在屋里足足两个月，才放她出去重新找工作。
后来，堂姐没有一直扛下去，接受了家里安排的相亲，因为双方都是一个村说是知根知底，所以飞速成婚，很快便有了两个小孩。
婚后堂姐常年帮哥哥家带娃，忙活着三家农活，跟二大爷他们也相处得很好。
我不知道堂姐还会不会记得，远在四百多公里外的那个人，我也说不清那天夜里，大家吵得翻天地覆到底谁对谁错。
只是人一旦长大，在面临所有的权衡当中，个人情感是最容易被舍弃的东西。
03.
当社会关系从青年变成中年，那些初心和放纵就渐渐变得模糊，可是无论大家装得多么风轻云淡，那些用年纪伪装的体面，轻轻一戳都满是愁苦与怨恨。
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一条关注度非常高的社会新闻。
一个中年男人在几近裂开的冰面上打算轻生，岸边的人竭力地劝解他：想想你的父母，你的孩子老婆……
男人犹疑着往岸边走了两步，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但他又停了下来掏出手机做了点什么，然后突然将手机抛了出去，转身决然的跳进了水里。
最后，男人被救上来的时候早已经停止呼吸，人们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这样一句话：
我想为自己做一次决定。
是啊，为自己做一次决定，只是这个决定太过于沉痛。
长大成家以后，我们总是被要求做个好妻子、好丈夫，扮演好一个爸爸/妈妈的角色，那些“徒步西藏”、“横渡长江”的愿望，也变成了“只要父母健康，孩子过得好”。
可是别忘了，在这些身份成立的前提下，是要先有一个你自己呀！
人生总会有无数次想要逃跑的念头，生活残酷是真的，需要妥协也是真的，但如果只是没有感情的为别人活着，那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请在爱别人的同时，也爱一点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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