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23
这几天，在看得是《翦商》，说来奇怪，这本书从头开始看，实在是看不下去，
从中间的《易经》相关的部分开始看，看到最后，再倒回来，反而觉得更吸引人看下去了......
怎么来形容书的内容呢？震撼？杀戮？血腥？黑暗？不忍卒读？刷新认知？.......这些词全部都对!
作者从一个史学家的角度，从考古发现出发研究出来的关于商朝的故事，揭开了那一段被刻意掩藏的历史......
曾在别的书上看到类似的观点说，中华文明很早熟，早早地脱离理论神权，形成了以人权为重的世俗社会，
甚至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此这般的论调！
我突然想到，也许是因为，早在那么遥远的商代，我们已经将向鬼神献祭大量人牲，殉葬等等无比可怕的事，作为一种国家宗教的形式，充分地体验了上千年，
所以，才出现了周公这样的大贤，不但移风易俗在大的国家层面上取消了向鬼神献祭活人的可怕的传统；
而且还几乎毁掉了所有的痕迹，还几乎从所有典籍中抹去了把那段黑暗的记忆，《易经》除外！
经历过如此深切的痛楚，才会真正促使中华文明迅速成熟！
这是一本只能站在门外，离得远远地大略看一眼的书，没有办法仔细看，更没有办法沉进去的书，因为太沉重、太可怕、远远超出了自己多年来形成的认知界限。
书中认为：杀祭是一种国家宗教。
《封神榜》是儿时看过的电视剧，故事中关于纣王暴虐的各种故事让人细思极恐，炮烙之刑、比干剖心，酒池肉林.......
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其实暴虐的不止是商纣王，整个商朝都是如此，而最嗜杀的商王并非帝辛，而是另有其人。
而“剖心”“肉林”都是杀祭的残留，也就是帝辛把自己叔父比干的心脏剖出来向“上帝”以及商族的先王们献祭了。他们以为，越是地位高的人献祭，上帝及祖先们会更加满意，从而不降灾于商国。
而所谓“酒池肉林”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国家主导的杀祭现场，可能有牛羊之类的祭品，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牲”，这些“牺牲品”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杀死，而且往往献祭后，在场的人会一起分享祭品。
而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也是如此，不但杀死献祭还做成肉粥给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等人吃。
结果，文王因此更加坚定了密谋“翦商”的决心，武王则产生了心理影响，经常做噩梦，周公则落下了一吃饭就恶心呕吐的毛病，这就是所谓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同时，周公还担任了武王的心理治疗师，窃以为这或许就是“周公解梦”的缘起吧。
在周文王决心翦商之前，周只是西方商朝的一个附属小邦，很可能担任了为商朝捕猎羌人作为献祭“人牲”的任务。而周部落与羌人在不远的历史之前其实是“近亲”，所以，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被周人有意识地掩埋了。
杀祭作为一种国家宗教的可怕之处在于，所有的商人都认可其“合法、合理性”，从在位者到捕猎人牲的参与者，甚至是被献祭的人都可能会这样认为。
《翦商》
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4000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书中从上古时代的人祭说起。
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
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按照商人的传统宗教理念，献祭的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倘若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人祭的理念属于没有史书记录的远古时代，甚至是史前时代，难以究其缘起。应该是早起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与部落之间的战争密切相关。
在商朝，人祭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同时，商代的人祭还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
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这让莫名想起了近几年国家在倡导的“文化自信”。
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一种论调，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跟西方人对于基督教的全民信仰比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如人之处。现在看起来，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先进之处。早在遥远的商周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在经历了残酷黑暗的宗教的荼毒以后，在周公及后来孔子的大力倡导推广下，摆脱了宗教的钳制。
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人民则又经过上千年的挣扎才终于从黑暗的教会统治中挣脱出来。而西方历史上，也从来不缺乏，类似的杀祭的记载。
上古文献中，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是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他编辑的六经保留了一些真相，也有意掩盖了另一些。
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后，决定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
远古历史总是和神话杂糅。
历史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后人加工或改造，甚至被塞进更晚篇章。
传说是经过诸多流变、改造的历史记忆，其最初的“内核”会被层层包裹，甚至改头换面，难以识别。
“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主要工作就是排干和改造湿地。
二里头—夏朝建立了一个大型聚落和复杂社会，而且依靠青铜技术保持长期稳定。虽然民间存在人祭风俗，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
从夏到商，冶铜区的人祭遗存都比较密集，直到钢铁时代，冶炼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的活动，甚至有工匠舍身投入炼炉、获得高质量金属的传说。
早商时期，偃师商城建有巨大规模的仓储区，直到一千年后的战国时期，洛阳才出现了与之匹敌的粮仓。
这说明，早商时期的王权具有极强的控制力，甚至需要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负责营建和管理，堪比战国秦汉时期的君主集权国家机构。
只是，当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宏大的王权像是昙花一现，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从新石器晚期到商代，人祭是比较普遍的文化形态。
商王的权力来自神界，貌似对人间的一切都有生杀予夺之权。
武丁的扩张战争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那些异族俘虏本来可以作为劳作的奴隶，但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获得诸神眷顾的根源，所以，舍弃一点现实的物质利益，也要取悦诸神，维护商文化的兴旺。
周灭商后，其后人和其他王族被迁到了商族人的起源地——商丘，并在那里建立宋国，继续传承商王家族的血脉。
商人招降了一支北方山地部落——周文王祖父一代的姬姓周族（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将其安置在土著和商朝反复拉锯的周原地区，从而开始了改变上古华夏文明历程的大转折。
自迁居周原，周族始为商朝的附庸族邦，代价则是猎捕周边山地的羌人献给商朝充当人牲。
商与周的这种关系，从古公亶父晚年开始，历经季历和周昌两代人，甚至可能持续到灭商之前的周武王初年。
在史书和文献里，周人的这段历史被抹去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这段历史一起被遗忘的，是商朝的鬼神血祭文化。自周朝建立，人们的记忆里便再也没有了那个血腥、恐怖而漫长的年代，“历史”成为一连串古代圣王哺育和教化群氓的温情往事。
但文王周昌创作的《易经》里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记录，其中就包括商人的血祭仪式和周族充当人牲捕猎者的经验。
创作《易经》目的是：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卦爻辞纷繁杂乱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周昌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通过卦象排列组合的变化，他发现，现有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
纣王杀祭伯邑考，将肉酱赐给周昌，可能是册封周昌为“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在向诸神敬献后，参与祭祀的人分食祭品也是分享诸神带来的福佑。
武王对于翦商事业其实高度紧张。成年后，他一直患有严重的焦虑和精神障碍，也许是青年时代的殷都之行和兄长的死对他造成的刺激太过强烈，使他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周公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神武形象。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
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在灭商以后，武王在殷都周庙，举行盛大的燎祭，用商人典礼祭祀上帝以及周族的列祖列宗。
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周公终结了商人的血祭宗教，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其死灰复燃。
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法。为此，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的不光彩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遗忘。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的个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他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时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满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而代之以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勘破的秘密。
孔子就是在逐渐认知真实商朝文化的过程中，更加理解了周公当年为何一定要埋葬商朝的真历史而重构一套夏商史。
从民族间的征服与杀戮走向和解与融合，孔子是受益者，也是这段隐秘史的破译者。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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