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作为AIDS防控队伍当中曾经的一员，我在这个领域奉献了近十年的青春和热情。期间，我接触的感染者并不多，但他们却深刻影响了人生观的价值观。今晨的文字涂鸦于十多年前，曾发表于2002年的某期《人之初》杂志。翻腾出来，权作纪念。
我决心要写这篇文章，并将这段经历公之于众的直接原因，是去年（2001年）圣诞前夜的那个电话。那个电话非常奇怪，我连续3次在铃声响过之后抓起听筒，听到的却都是“嘟嘟嘟”的忙音。
电话第4次响了起来。我压着心中的恼怒再次抓起电话。一个柔柔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飘过来：
“请问是李大夫家吗？”
“我就是。请问您是哪一位？”
“Merry Christmas, Dr. Li！”
“The Same to You! But Who is Speaking？”
“我是小丽。”
“小丽？”我很快反应过来。是小丽。那个曾让我牵肠挂肚的小丽！
“小丽，你现在在哪里？你生活好吗？身体怎么样？”我一口气问了几个问题。
没有回答。震动我鼓膜的是轻轻的啜泣。
“小丽，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我尽力平静下来轻声地问。
依旧是啜泣声。我耐心地等待她平静下来像以前一样跟我聊她的近况。但终于没有听到她再说一句话。
大约一分钟之后，电话被挂断了。
我擎着电话，心乱如麻。
小丽是我从医生涯中接触到的第一位艾滋病病人。不，确切地说她只是位艾滋病毒感染者。
那是1994年10月的事了。当时我刚刚接到被某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正准备在国内一著名社会医学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艾滋病健康教育的研究工作。我把这消息告诉了一位我早熟识的“艾滋病热线”主持人，并表示了想尽快结识一位艾滋病人的愿望。他便向我推荐了小丽。
小丽是在出国回来例行血液检查时发现感染艾滋病毒的。她没有任何症状，但恐惧得要死。打电话求助于“艾滋病热线”，便和我那位朋友通过电话“相识”了。
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了小丽，小丽主动到医院里找我。
那一天实在是尴尬极了。由于当时我对艾滋病知识近乎一无所知，当小丽自报姓名和来历时我像所有医生第一次面对艾滋病病人一样紧张和恐惧。当时，我还是伸出了右手。可小丽没有握，耸耸肩双手一摊，很“欧化”地对我说了声“对不起”。那一刻我心中涌起的暖流至今回味无穷。
办公室实在不便于说话。小丽没有落痤，接了我给她启开的一瓶矿泉水，对我说：“我们出去找个地方聊聊好吗？”
我没有拒绝，也无法拒绝。
我们俩走出医院门上了出租车。一路无话。看着坐在前排的小丽，我的脑海里竟奇怪地蹦出一句诗：踩着鲜花，走向死亡。
我当时真有一种赴汤蹈火的勇气。
时间尚早，别致的小酒吧里没有客人。我们选择了靠近墙角的一个包厢坐了下来。我点了扎啤，小丽马上说：“不，要罐装的青岛啤酒！”
服务小姐离开后我说：“谢谢你的良苦用心和对我的关照。”
“这是应该的，你能理解就好！”小丽答得很自然。
酒斟满了，她端起酒怀直截了当地问：“你怕我吗？”
我违心地摇了摇头。
小丽说，她并不关心这问题的答案。“我敢于把你请出来已经把一切都想过了，我会尽量让你减少不必要的担心……我的思想压力很大，必须找个人说说。”
我真正地认识小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小丽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92年从一所名牌大学的外贸专业毕业，后来分配在某公司从事国际贸易。她的气质容貌和开朗的性格很快就使她在这个不大的公司内崭露头角，出国的机会一次一次地落到她的头上。
在面对自己已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诊断书之前，她知道艾滋病的可怕，但一直以为离自己非常遥远。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厄运落到她的头上。
“有多少人知道你是位感染者？”我问道（我有意识地回避开“艾滋病”这个敏感的病名）。
“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你之外，没有别人。”
“那就好。”我说：“人多嘴杂。”
“我想，我能顶住一切！”
这是我所能忆起的那天我们俩人的最后一段对话。分手时，我主动伸出手来，她没有拒绝，用力握了握。
记得那天我返回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用“84”消毒液泡了手，然后找地方洗了个热水澡，衣服也彻底换洗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对艾滋病的恐惧甚是好笑。
对艾滋病的恐惧源于对艾滋病的无知，小丽的出现成了我学习艾滋病相关相识的催化剂。我在老师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很快便同国内研究机构取得了联系，我知道在世界各地已经有先行者在为艾滋病患者工作和奋斗着。于是，大包小包的相关资料通过多种渠道给我寄来。我凭借扎实的医学和外语功底，使有关艾滋病的知识水平很快上升到一定高度。在此期间小丽和我见过几次面。她依旧活泼、健谈。我们的话题已撇开了艾滋病的主题，像和其他朋友交谈一样，我们的交往涉及到诸多领域。她依旧在原单位工作。我非常佩服她笑对死亡的勇气。
有一天，她说：“反正难免一死，何必在精神上太委屈自己。”她告诉我，她崇拜日本获诺贝尔奖的大作家川端康成。她说她一旦发病不能忍受痛苦时即选择自杀，并给我引用川端康成的那句名言：当一个人不能为社会作贡献时选择自杀是最高尚的行为。每每听她亦庄亦谐地说出“自杀”这类可怕的字眼时，我总是无言以对。我那个时候能做的事情只有两件：第一是不断地将医学对艾滋病的研究进展告诉她；另一件就是讲给她医学的绝症，尤其是患了不治之症的孩子的生活。我想从侧面告诉她，她比那些孩子幸福多了。
在交往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即动身再入大学校园读研究生了。分手的那天，我们互相道一声祝福与珍重。我已自信小丽会处理好她所遇到的所有事情。她也坚信这一点。
然而自信很快被现实打破。入学不久，小丽突然到我所在的学校找我。
“我辞职了！”这是坐下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我吃惊得很。
“为了我能有一个活着的空间！为了我能多活几天！”她已噙满泪水。我知趣地没有问下去。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首先离开熟悉我和我熟悉的城市。现在对我来说只要不认识我的地方就是我的世外桃源，也就是我活下去的伊甸园。”
“那么你靠什么生活？”
她端起啤酒怀，半天没有说话……“再想办法。你肯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条规律：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变坏就有钱。”她说得似乎很轻松：“我这条件不至于没钱吧？”
我再次无言以对。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俩的最后一次见面。我当时没想到那次见面是她出走前的告别。
我是后来从小丽的同事口中知道小丽出走前的经过的。
小丽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经她单位的某位领导之口先在单位里传开。开始的时候，由于她的工作平日和同事打交道的机会不多，别人对她的躲避她没有发现，同宿舍的舍友借故搬走了她也没往这方面想。她相信自己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想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后来就有领导找她谈话，谈到她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以及已有人因她仍上班而不再上班。她这才恍然大悟，干脆地说，“我要辞职。”
这一要求在3天之后就变成了现实。
当时，我对这一结果已不再陌生了。在我接触到的资料中，类似小丽的经历让我对此见怪不怪。
有资料告诉我，美国的一名游客在我国云南发病被送进某人民医院后，住院病人闻讯而逃，医生护士自动离岗。美国成都总领事多方奔走企图为其包租飞机回国，但没有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愿意合作，包括美方的飞机。
资料告诉我，某省一名大学生，留学外国时发现感染了艾滋病被遣送回国，到达首都机场时不论防疫站的同志如何说服，校方就是不许学生和其行李上车，说怕传染。后来将该生遣送回原籍后，当地卫生部门竟然拒收。连统计人口都不把他算在内。可他还没有发病，不知何时会死！
资料告诉我，某大城市的一名女青年在婚前检查时发现艾滋病毒抗体阳性，她决心与医生合作开展治疗。谁知第二天，一群戴防毒面具、穿防护衣和长筒靴、戴橡皮手套的检疫人员包围了她的住宅，还背着消毒喷雾器。她只能出逃。可她还想活下去。再次求助医生，但旧戏重演，她再次出逃。从此销声匿迹。
这种对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始而恐惧，继而歧视的现象，不仅在我国有，几乎所有发现艾滋病的国家都有。
作为一名艾滋病医务工作者，我感到可悲可笑。但我是五十步笑百步。就在几个月前，我不是对小丽还怕得要死吗？有位名人说对：对鬼神的恐惧也是由无知造成。在我国艾滋病控制中期规划中提到，“大多数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体格及精神都适于从事日常活动，并无经任何社会接触而传染的危险。为此，国家的政策是，如果艾滋病毒感染者临床情况允许，他们应该参加正常的工作学习而不受歧视。但他们要定期到医疗单位去检查。”
“要消除对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必要的担心和歧视，需要对人们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使他们知道一般社会接触不会引起艾滋病毒传播，要以同情的态度对待那些感染者。”国际预防艾滋病日的宣传中指出：“艾滋病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系，没有理由对艾滋病患者产生恐惧感，他们不应该被歧视。他们面对着肉体和精神的巨大挫折，他们最需要来自我们大家的帮助。”
什么时候这些号召才能回荡在中国的上空，并变成中国人的行动呢？！
小丽出走了，湮没在茫茫人海中，如同中国其他们众多艾滋病毒感染者一样，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但她对周围的人群是一种威胁！
尽管我和小丽是朋友，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小丽让这种威胁降低到零，但作为一名艾滋病工作者，我必须用科学和事实告诫大众人群：小丽及和小丽一样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对周围人群存在的潜在威胁！
一些极端的情况让我目瞪口呆：
为了报复歧视，有些艾滋病毒感染者乘飞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嫖娼。
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受到周围人群的羞辱而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更对周围人群和整个社会产生了仇恨，终于有一天，他手拿医用针头跑到街上，先往自己的身体上扎几针，然后再把针头胡乱扎向街上的行人。
专家们说，这是反社会行为，它的形成因素之一是社会的歧视！
“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是否也一样没烦恼？”我心中常常唱起这首歌。我愿如此。我愿小丽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用自己的智慧、知识和能力养活自己，战胜死亡的威胁，做一番事业，无愧于自己十几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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