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重新读《流言》,家里的那一本是当年非典肆虐的时候,我买回去的。那时候完全是被封面所吸引,如今再买回来的这本,却不是当年那个封面了。略有遗憾。
我怎么又忽然想起这本书了?
前段时间,我想写一篇有点长的自述散文,叫做《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实践课》。一开始我准备把《流言》归结在自己少年时期看过的书目里,甚至还揣度出了一个大概的结论,或者叫做“判词”。结果,等我当真进入这一段的编辑时,豁然发现,十四岁的小同学其实一点都没有读明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Eileen。
我不明白她,也因为她的小说之名太过彰显。然而我一点都没有读过她的小说,因为我不喜欢爱情悲剧。
所以,终于跨过了十五年的时间,我又遇到了这本书。一个还有三天就要进入三十岁的未婚女人,坐在上海一间19楼的公寓里,右手边握着一只喵,左腿边睡着一只汪,准备一边重新阅读,一边记录其中的星星点点。
必也正名乎
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兴趣的。
话又说回来了。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藉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这篇小文写于一九四四年,当时Eileen还没有与胡兰成相恋,内心所真正依恋的,仍是她的母亲,那个勇敢的不断往外闯荡不愿停下脚步的时代新新女性。
上周去看了《敦刻尔克》,之后回来刚好读到下面这一篇:
烬余录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了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O年在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O年”。
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当然,恋爱与结婚是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
在看这篇之前,还看了一段来自《道路以目》的段落。
这个段落为什么叫我忽然感到欣喜?因为这完完全全就是电影《色戒》里的场景。电影编剧重新回到Eileen的文本里,去找来可以填充《色戒》短短篇幅的场景空缺。
这段是这样的:
上街买菜,恰巧遇着封锁,被羁在离家几丈远的地方,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太阳地里,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罢!”众人全都哈哈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道:“看医生是可以的;烧饭是不可以的。”她的声音平板而郑重,似乎对于一切都甚满意,是初级外国语教科书的口吻。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听在耳朵里使人不安,彷佛话中有话。其实并没有。
这一段出现的地方,大概就是下面这张电影截图出现之后的几分钟内;
向易先生说了“快走”之后的王佳芝,坐上了一辆明显是带她进入封锁的有标记的人力车,随后便被挡在封锁线之外。旁边的路人阿妈说了上面这段Eileen在一九四四年发表在《天地》中的对白。
李安电影《色戒》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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