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研究为我们的懒惰找了个好借口：无论是挣扎着去健身房，甚至挣扎着从沙发上起来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种感觉来自于我们的大脑， 懒惰是一个深植于人类基因组和神经元的自然选择性状。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Lafargue）在《懒惰权》一文中提出，劳动的解放在于争取懒惰的权利！但是如今的情况大多数人是没有懒惰的权力。
人类学研究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人类学家萨林斯（Sahlins）指出，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可以轻易地获得超出其眼前需要的食物，但故意通过休闲来避免这样做。对于这个观点，居住于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之间的边境地带朱洪西人(Ju/'hoansi) 的生活就是一个明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平均每周只需花费17个小时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供应，另外还有19个小时花在了家庭活动和杂务上。这些采猎者的平均卡路里摄入量为每天2300大卡，接近现代人的建议摄入量。相比之下提出这一营养标准的美国人一周中需要工作40个小时并进行36个小时的家务劳动。朱洪西人不会积累盈余；他们需要多少食物就采猎多少，适可而止。生活在原始社会的先民不像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无时无刻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压力。由于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他们不会去积累剩余产品，用很少的时间来工作，享有充分的闲暇。
随着国家的出现和强化，人们被逐出了“伊甸园”，税吏在有组织的暴力的支持下，强制没收谷物，人们只有不断延长劳动时间才能勉强谋生。剩余产品就这样被剥削制度创造出来。这种新的生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改进。但是，只要剥削压迫依然存在，技术改进就无法为人类创造出闲暇时光。直到今天，社会积累下巨大财富的同时，努力工作却成为一种公理，工作正在不断侵蚀人们仅有的休息时间。这就说明，只要人类文明是在逐步前进的，那必然是因为又有剩余价值，而这些剩余价值就是人们勤劳得来的。而勤劳才有更多优先分配剩余价值的权力，所以在我们认识的教育里劝导我们要勤劳。所以，其实懒惰是正常的，是在社会制度下才对比出我们的懒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在《狗屁工作》一书中明确告诉我们，其实在必要劳动的路上很多人在一旁摇旗呐喊，像行政，咨询，等工作，其实没有为创造更多剩余价值做出贡献。
可见，人是群体生物，懒惰和勤劳都是对比出来的。所有没有创造价值的勤劳大可不必。这也是许多发明，奇思妙想产生的重要因素，所以行为上的懒惰是其次的。我们要提防的是思维上的懒惰。善于动脑的人想办法解决问题，而大部分人放弃思考和学习，通过重复劳动，以体力来缓解对未知，对明天的恐惧。并且给自己很大的心理压力，不断在自己的困境里反复挣扎，而不学习请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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