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通过触发我们头脑中对周围事物的图像来工作的，是既定观念和概念之总和。不同的信息在脑海中拼接互斥推演、相互论证，由此获得各种观点。我们很不擅长在他人脑海中构建良好的图像，他人脑海中被构造的错误的映像使得交流通常会出错。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莱布尼茨到弗雷格和罗素，再到维特根斯坦，他们致力于哲学上的研究，构建出数字和图形两种互动转换的逻辑学倾向。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不同活动中的言语进行编织，将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共同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
就比如家长对孩子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其实不清楚到底会不会变好，他们玩得不是“利用已知事实进行理性预测”的游戏，而是另一个“将言语用作工具安慰他人给人安全感”的游戏。
各种误解都源自我们不知道他人玩的是哪种游戏，弄清于此是良好沟通的关键。
他从日常语言出发，探寻其中的逻辑规则，《逻辑哲学论》应运而生，它将数学符号和逻辑符号置于生活语言以及日常语言当中的翻译工作，表示在数学与语言学之间可以形成平行—类比关系。这样他就直接进入属于逻辑平行律制约的哲学领域。
这是一套严格基于算法的数理结构，借由符码系统这些非常一致的符号，我们终于可以不再有那么多的歧义，呈现出一种被误解不再是表达者宿命的表象，因为人类已经找到攻克它征服它挑战它挑落它的技巧了。
可是如果你知晓维特根斯坦被评为“二十世纪最难被理解的哲学家”就应意识到，看似无懈可击的只是将人类的表达挥刀自宫的数理语言，表达者本身在传播自己的理念时也挣不破被误解没人懂的宿命。
正如他的那句名言所说：“凡是可说的，皆无意义。凡有意义的，皆不得不以荒唐的语言传递其意义。”
姑且不谈数理系统运用于实际生活中能否奏效，试想我们在生活中对话语的辨别仅与说辞有关吗？
哲学中称之为的“视域”横亘在表达场上，我们对事件的判断会受到与结论无关而与事件有联系的其他事物干扰。在评估事件时，我们会给予自己有直观感受的部分更高的权重，即忽略或低估自己不了解的部分，这种偏见阻碍着人们之间的沟通。
我们能用理性控制的第二系统强迫自己理解对方用意，可大脑中的第一系统全然会为我们做出了种种预判。量化的公式可以辅助修订主观判断的偏差，但偏见和刻板印象永远存在，作为表达者本身是无法控制及消灭。
即使传递的信息无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方式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感受，比如“手术后三个月内的存活率是90%”和“手术后三个月内会有10%的病人死亡”，虽然两个表述的意思完全一致，但前者更容易引起受众的积极感受，哪怕受众都是医生等此领域的专业人士。
于是精英们开始研究《好好说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推崇蔡康永老师的情商课，还有人前去表达学院深造当众表达本领……表达成为了一门与时俱进的课程，我们学着对自己的言语进行考究。
表达本身可以是一种意义，也可以没有既定意义。
可以在于美感幽默或是是艺术创造……“无论你说话多么审慎，总有人歪曲你的意思，所以得学会不在乎。”表达，不必服务于让所有人懂你。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我们 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毕竟，有争议是杰出者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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