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粉彩瓷器的出现是为了外销
我国的瓷器久负盛名，闻名于世界，外国人称我国为"瓷器之国"。宋代时瓷器已成为我国的主要商品，到清初，中国瓷器便是"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正是国内市场扩展时期。1673年（康熙十二年）英人威德尔东来，在广东、澳门两地所买货物中，就有瓷器53箱，较之绸缎几多两倍。可见清代瓷器出口已占重要地位，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亚于奇珍异宝。广州自古就是我国陶瓷出口的主要商港。对外往来所处地域得天独厚。据韩槐准先生《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云："当时欧洲贾舶与我国通商已频繁，惟限于清廷之规定，仅惟在广州互市，其欧洲贾舶与我国交易瓷器、丝、茶等货，皆委托广州商行代行办理，至于瓷器一货，由景德镇窑烧造者，其质料多精美，已为欧人所知，故供给欧洲贾舶之瓷器，广州商行当选自景德镇。"又说： "当时广州商行亦为欧洲贾舶定造釉外彩之五彩或三彩瓷器，其素瓷多由景德镇烧成运到广州后，广州商行乃依欧人之习惯及好尚，有时专用欧人之稿本或军团之军徽，其花纹全属欧化，有时其花纹半中半西，有时习以中国画谱，由广州之瓷画手以珐琅彩及泥金，绘画于素瓷上，炉烧而成釉外五彩或三彩，而供给与欧洲的。"刘子芬《竹园陶说》亦云："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径越广州，清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由此可说广州粉彩瓷器是为了外销而出现的。
文献记载广州粉彩瓷器亦多是和外销相联
笔者査阅的有关广州粉彩瓷器记载的书刊，几乎都谈到了外销的问题。如《陶录》云："洋瓷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
定样。"《陶雅》讲，广州粉彩瓷器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十三行有售。在专为外国人开设的十三行卖，当然是为了卖给外国人。《中国陶瓷史》说：广州粉彩瓷器"以销外洋"。《竹园陶说》云：……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制成彩绘，然后售之西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亦说："由景德镇运来广州加彩是供给欧洲的。"
遗留在外国的广州粉彩瓷器
由于广州粉彩瓷器的生产多是为了外销的需要，遗留在国外的广州粉彩瓷器当会不少。据韩槐准先生的《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中的数十幅瓷照，属于雍、乾时期的广彩瓷器就有六件之多，《民间藏珍》一书中收录的葡萄牙人沙巴治先生的广州彩瓷藏品就有四件之多。据故宫博物院古董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讲，他到美国时见到白宫和华盛顿博物馆都有广州粉彩瓷器收藏。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郑德坤教授，1979年10月间在中山大学所作《中国贸易瓷》的演讲中，谈到广州粉彩瓷器的甚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的博物馆里都有广州粉彩瓷器收藏，法国已早有进口广州粉彩瓷器的记载，当会遗存不少。
广州粉彩的纹饰设计与外销的关系
广东省博物馆所藏旧广州粉彩瓷器实物数十件，从纹饰造型来看，亦是多为了外销的需要而精心设计的。如"乾隆粉彩瓷器洋人盘"、"乾隆麻色织金外国风景盘"等，从彩色到纹饰都是欧洲人所喜爱和常见的；有专用欧人的稿本或商标作图案的，如"乾隆浆胎粉彩瓷器开光奖杯瓶"、"乾隆葡萄牙皇族纹章盘"、"同治粉彩瓷器织金葫芦商标盘"，都应是西商或外洋来样专门加工的；还有一些不但图案是西洋的，器物样式也是西洋的，可能就是欧洲商人拿来的样式在景德镇定做，然后在广州加彩的。如"光绪广彩麻色菱角双鸟纹果盘"、"彩瓷八角带盖花插"等均属此类。除以上所举的各例外，还有半中半洋的图案，如"乾隆广彩锦地开光神父传教大碗"，画面为一神父打扮的洋人，另有一些群众似是在听传教，还有一洋狗，显然此件广州粉彩瓷器亦是为适应欧美人士的口味而绘制的。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广州粉彩瓷器"和外销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会出现这一品种，可以说就是外销的需要才出现了广州粉彩，文献记载也无不和外销有关。粉彩瓷器紋饰图案的设计，很多是仿西洋画法，故说广州粉彩瓷器即外销瓷器。
总的来说，广州粉彩瓷器的产生，是从中西贸易的外销瓷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它是因外销的需要而发展，它的生产亦是为了外销，其彩绘亦是适应外商的需要和所好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彩绘瓷。它既有我国传统彩绘艺术的风格，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数百年来广彩艺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它已贏得国内外人士的赞誉，当今销售遍及世界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着中国特有的陶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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