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梦

       

          作者/徐耀良

我的文学之路是不平坦的，应该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学生时代的“作家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作文课，我曾经一直为写好一篇作文伤透脑筋。在小学课本上，有两篇课文对我印象深刻，一篇是《我要读书》，另一篇是《半夜鸡叫》。语文老师在分析课文时说：“这两篇文章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高玉宝写的，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写成了长篇小说《高玉宝》。”与高玉宝相比，我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好得多，高玉宝是人不是神，他能写出好文章，我怎会写不出好文章呢？这种精神力量一直激励着我。在初中读书时，我遇上了一位好的语文老师，他的名字叫胡瑞保。当时我的作文总是白字连篇，可是他十分耐心地帮助我修改，还在班级里的墙报上作为范本展出。记得当时在全班学生面前时常朗诵我的作文，他还说：“这位同学的作文有些与众不同和别出心栽，你们要向他学习。”老师在我的作文后面总会写上很多好的评语，这对我从事文学创作起了助推作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一个好的老师，应该对学生多鼓励少批评。我是在这位老师的一再鼓励下才爱上文学的。自从我离开了学校以后，我们的横泾中学就撤掉了，从此，我一直没有见到过这位好老师，这是我的终身遗憾。

第二阶段是在农村劳动期间爱写通讯报道。1963年以后，因为家里穷，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当时，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失落感。在农村，初中时学到的知识有许多荒废了，但文学没有荒废，在劳动间隙期间，就写写诗、日记，与村里的几位文学青年经常聚会，谈论的主题就是文学。记得我当时能够把《三国演义》的第一回背出来，同村的青年都很佩服，我写了好多诗。有一次，文娱宣传队要排演小剧，我就编了第一部小剧《伤疤》，在村里演出后，很受欢迎，大队党支部书记陆兴在大会上说：“要把这部小剧演下去，一直演到共产主义。”后来，有人推荐我任公社通讯报道员，一干就是十几年，在任公社通讯报道员期间，发表消息、通讯多达3000余篇，年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稿件大部分发表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苏州》等报刊及省、市、县电台。后来虽然调到其他岗位上工作，但偶尔还是要写一些通讯之类的文章。

第三阶段是从1986年开始写些文学作品。1986年10月，我被抽调到镇志办公室编写镇志，就有了更多的写作时间，通过座谈、采访，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习惯写通讯报道的，不一定能写好文学作品；而专门写文学作品的人，也未必能写好通讯报道。有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陈培元，他当时是《常熟日报》周末版编辑。在他的指导下，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写出来了，题目是《彩色的路》，受到指导老师陈培元的好评，他说：“从通讯报道到报告文学，这一步是难走的，可喜你来了个亮丽转身。”得到他的肯定，我受到了很大鼓励。从此一发不可收，基本上每星期完成一篇，其中5天是采访，2天是写稿，采访对象都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和知名企业家，这些作品有的发表在《常熟日报》上，有些被收集到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中。记得那段时间共写了30多篇，完全可以单独成书，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出成。在这同时，我还写了大量的散文，其中3篇入选《全国短篇文学精品集》，2篇入选苏州市文联出版的散文集《好风四季》。

第四阶段是在退休以后出版专辑。自从2003年退休以后，我就有时间专心从事写作了。先后出版个人专著15部，与人合作的有5部，其中《沙家浜昨夜风云》获2005年中国作家创作成果奖；《沙家浜民间传说与旧闻轶事》在中国第九届民间文艺“山花奖”评选活动中获“入围奖”。2011年12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沙家浜演义》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出版，共42回26万文字，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曹晋杰、著名诗人丁芒、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等对这本书也有较好的评语。

写作是艰苦的劳动，古人有诗云：钻研至午夜，写作如耕土，谁知纸上文，字字皆辛苦。我的体会是要做到四多：一是多看书。特别是多看名著，看名著是与名人对话，多看名著，定有收获。二是多观察。观察事物要细致，入木三分，而且能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述出来。三是多调查。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吾师。调查实际就是采访，采访同样要细致。四是多积累。高雅源自通俗，文学来自民间，高雅文学是从民间文学发展起来的，越是民间的才是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有个体会，他从小爱听故事，获奖后他的发言题目就是《爱讲故事的人》。总之，有位名人说过:才能是逼出来的。我认为，写文章也是逼出来的。有人问蒋坤元：你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蒋坤元回答：写到一定程度，是会有神相助的。我认为这话不假，因为写到一定程度，思路会开窍，许多灵感会跳出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写作是艰苦的个人思维劳动，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