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什么时候上车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总之，也不知道是我喝醉了酒，还是他来得飘忽，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就好端端的坐在我对面的铺上，脸上挂着蒙娜丽莎一样的微笑，亲切而熟悉地望着我。
我很有点理所当然的对他说，我想吐。
我的头有点晕，他忙不颠的从中铺上把我的枕头、毯子取下来，顺手把毛毯垫在枕头下放的妥妥贴贴的，一边说着：“躺会儿就好的、躺一会儿就好的”。我向他微笑了一下，就心安理得的躺在铺上，晕晕呼呼地和他说着话，他就催我，“闭上眼睛装会儿也好。”我的眼睛好听话，真的闭上眼睛就睡着了。
睡了不知多少时间，我就睁开了眼睛，他大概饿了，正坐在对面的铺上泡方便面，看我醒了，就问我“你要不要吃？”我说“我不要吃，我有点想吐。”他忙不颠地站起来，扶我去卫生间，他扶着我艰难的穿过走道，耐心的等在旁边，我在卫生间折腾半天，他一直在门口等着我出来，扶着我回到铺上躺下。
“你好受点了吗？要不要喝水？”
“杯子不知丢那里了。”我说。
“要不要用我的杯子？”他把杯子递给我，一边说我没有传染病。我感觉自己好受多了。我发现他喜欢说要不要，就有些调侃的问他：“你要不要吃荔枝”他说，“荔枝吃多了要上火的。”“朋友给的新鲜的荔枝，不好推辞”。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转过来坐在我的铺上，彷佛守着一个需要他照顾的病人。
一阵困意袭来，我就迷糊着了。在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律中，我进入了梦乡。
梦中的我是在童年。我家住在县中学的墙外边，我和小伙伴们爬在学校破烂的墙头上，听里边的批斗声、喊杀声、吵架似的唱歌声。我的父亲领着一队人在操练，每一个人手里举着一杆红缨枪，唱着“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举个手溜弹，瞄得准来投一投得远，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打出个样儿叫他看一看。”看烦了，我们就从墙头上爬下来。从墙头上下来，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的钱丢了，一毛钱，五个钢崩，一个也不见了，小朋友们都跑掉了，我一个人站在墙根下哇哇大哭起来， 我正哭的时候， 哑巴夫妻过来了。哑巴夫妻住在村子东头，如果你嘴一动，他们说你是骂他们，你要是眼睛一动，他又会说你瞪他。你要是冲他笑，说你嘲笑他们。他们又是哑巴，你给他们没法解释。孩子们一般采取的方法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哑巴丈夫可以含糊不清地说出别人能猜到的意思来，哑巴妻子却只能叽里咕噜，巴掌大的一个小地方，遭遇哑巴夫妻，躲过今日，躲不过明日。哑巴夫妻手拉手走了过来，我在跑又跑不掉，躲也没法躲的情况下，急中生智往路边的土墙根下一躺，然后闭上眼睛。这对哑巴夫妻看我睡在路边，吓得大气也不出，简直乐坏了，两个人叽里哇啦的比划“说笑”一通，才走开了。后来，小朋友们知道这件事后，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睡路边”。我的哥哥们看见我回来，就喊“睡路边”回来了。他们一喊，我就哇哇大哭。
我在梦中把童年像过电影一样过了一遍，醒过来，呆呆地看见一个人坐在我的边上，他在读着一本什么书，我在朦胧的灯光中看着他，那轮廓，那身影，那被灯影照射的神态，都是我在梦里多少次出现的情景。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仿佛与我是多年故交。常常一个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我，有了同行者，有了照看我的人。
你梦见什么了，听见好像在哭？
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在哪里？
陕北。
为什么哭呢？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哭，所以梦里也是那样。
梦见什么了，给我说说。
好多，总是几岁时候的事情。
你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吗？
不是。69年，我爸响应党的号召，把我们家从县城迁到陕北农村“安家落户”的。
我记得十几辆小毛驴车载着我们全部家当，在盘盘绕绕的山道上走了整整两天才到了那个叫杏林湾的村庄。
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时我才5岁。那个村子叫杏林湾，我在那儿待了10年。15岁的时候，我家落实政策回了城。
那10年的生活对你影响挺大的吧？
也说不上，但我总是会记得那个时候的事情。
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情？
你感兴趣吗？
当然。
那个村子虽然叫杏林湾，但杏树并不成林，每家每户倒是有那么几颗，管自个儿家孩子吃杏不存在问题的。除了我家是刚落户没有之外。对别人家的杏树我简直是羡慕的要死。虽然那个时候用一毛钱买一升杏子，足够我吃一天的。当时农村卖粮、卖水果都用升子度量。但总归不能解我的馋。想想挺逗的，十几年后，我有一次晚上做梦还是住在那个叫杏林湾的村子，蹲在杏树底下和主人家的孩子一起偷吃杏子，从梦里醒来，还是满口的酸水。
记得有一年，我的父亲下乡回来，买回一麻袋杏子，这可大大的过了我的瘾。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并没有怎么吃杏子，而是将杏子一个个扔在土炕各处，以及和炕紧相连的灶台上。等我从外边回来，发现我扔在各处的杏子被拣了个一干二净，于是又很耐心的将杏子扔在各处，按照别人家的样子。当我刚把杏子铺排好，又准备玩去时，我的姐姐进了门。她看见散落在各处的杏子有些纳闷，“咦，怎么我刚收拾干净，炕上怎么又有这么多的杏子”。她爬上炕准备拣杏子时，被我喊住了，“这是我专门扔上去的！”这可把姐姐气坏了。她一边收拾，一边骂我。晚上，母亲收工回家还没有放下肩上的锄头，姐姐就开始告我的状，母亲抓起一个扫把，就要打我，嘴里还不停的骂着：“你还怕你老娘没累死”。没想到，我的一句话就把她定那里，“别人家的炕上都扔满了杏子，就咱们家炕上什么也没有”。
你怎么那么好玩，太有意思了，好像是你编的故事。
其实生活远远比文学要生动的多。有的事情真的是作家编不出来的。我有个哥哥外号叫“酸饭拌疙瘩”，你是大学老师，你能猜得出来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嘛？
猜不出来。
发挥一下你大学教授的伟大的想象力吧！
讲给我听吧。你叫“睡路边”，他叫“酸饭拌圪塔”，我的舌头都拧了。他是南方人，把这几个字说得像外语似的，把我都逗笑了。
我们家住的那个村子是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算是当地的富裕村。当时村里实行的是人头和公分相结合的分粮制，我们家7个孩子都还小，只有我大哥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人头多，公分少。所以日子过的还是挺艰难的。我的母亲以极度的精打细算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记得那时，我的母亲每天中午下地干活回来，熬一大锅粥，往灶台上一放，就又忙着和农村社员“战天斗地”去了。我们放学回家，灶台上的饭不凉不热的。谁饿了就舀上一碗吃。冬天还好说，夏天就惨了，一锅饭搅来搅去的，就发酸了。到了第二天，母亲就把剩下的饭加水稀释，当作“锅底”，再拌进去面疙瘩，用温火煮10分钟，然后在上面浇上油泼辣子，吃起来又酸又辣，很有味道。饭好了之后，他总是给别人家的孩子炫耀我们家吃的是 “酸饭拌疙瘩”。邻居家的孩子被他说得直流口水，见他来了就叫他“酸饭拌疙瘩”。长大以后直至今日，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饭已经变质到酸如米醋那样一种地步，竟然我们吃了既不拉肚子，又不中毒，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
你们家的生活和小说一样。太有意思了！
真得有意思吗？
真的，挺有意思的，你真的可以写小说，好多场景我是想象不出来的。
“你呢？那你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想听？”
“想听。我都说了这么多了，也该你了”
我的故事比较简单，我串联过，下乡插队，说起来，我还到延安长征串联过呢？我们的组织叫从韶山到延安。
是吗？忘了是我几岁的时候，一队来串联的红卫兵路过我们村子，其中一个病了，在我们家住了几天。
不会那么巧吧？ 不过，也挺怪的，我一见你，就感觉你挺熟悉的。我想想，你妈妈个子不高，家里有一个女孩子，还有一个小男孩，你妈为了给我补身体，杀了一只鸡，那个小姑娘舍不得，拼命的哭。
应该是我吧，那个时候，我恨死那个红卫兵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兔子和鸡，每次杀鸡和兔子，我都会伤心地哭，我妈老说我是鸡或者兔子转世的。
那个病了的红卫兵应该就是我吧。
不会吧，我妈真的挺神的，她经常说一句话，不要怕别人欠下你的。还真是的，她那个时候照顾了你，几十年后我们俩竟然在这儿碰上了。
我那时病了，又水土不服，要不是你妈照顾，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对了，你那个小弟弟，他也长大了吧？
他死了。8岁的时候，食物中毒死了。
啊，怎么回事啊？
那年秋天，邻居大婶给我们家送来一大碗桃子，我妈不舍得让我们吃，我和我姐、我四哥一人只准吃一个，别的都让弟弟吃了，没想到，他到了学校，就拉肚子，上吐下泻，送到了当地的一个乡镇医院。晚上，值班医生给打了一针青霉素，打完针就开始口吐白沫，就这样走了。这本来应该算个医疗事故，可那个时候人傻啊，可惜我弟弟啊！死的时候想喝口糖水都没有！
你妈妈呢？她老人家还健在吗？
她在，我弟弟走了之后，我妈受了很大的刺激，后来身体就一直不好，现在已经不大认得人了。
那你呢？
那时从延安回来，我就插队了，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就是刘少奇的故乡。
我去那里采访过，写过一个纪念刘少奇的文章，伤害无痕。
说的什么？
就是说，大概有这么几句：我们这一代人什么也没赶上，又什么都赶上了！我们这一代似乎很幸运，文化大革命时我们正在出生，高中毕业时上山下乡已经结束，我们的履历中没有可据历史记录的伤痕，在刘少奇肉体被消灭，灵魂被平反之后，我们只能在心底默默哭泣。承受我们被欺骗、被扭曲的伤痛。因为我们身上无痕。
我不这么理解，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悲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运。排除个人命运的成分或者个体局部环境的因素，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很苦闷，大唐王朝空前的繁荣昌盛，李白还是感慨行路难。我想抱怨永远不是一个人对时代、对社会的态度，我想说的是，好多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把握的，比如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那都是上帝说了算的事，但在这生死之间的这个过程，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自己做人的本分。
你怎么成了大学老师？
79年恢复高考，考上了。毕业留了校。
突然在那么一瞬，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无言的沉默气氛让我心里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
给我讲点笑话吧？
我不会讲。
老师连故事都不会讲？
我是大学老师，又不是幼儿园老师。
“不吗，就得讲。”我发现自己突然学会了撒娇。
好吧，我给你讲3个笑话，我讲完了，你也得给我讲一个。
真的？
真的。
我讲完了你不许耍赖。
不会的。
我给你讲一个某领导的故事：
有一次，马拉多纳、歌手毛宁和某领导3个人要出关。恰巧，这几个人都有点马大哈，忘了带护照。海关人员鉴于这3个人的特殊身份，不放他们过关吧，担不起这份责任，放了他们吗，又怕万一这几个人是假冒的。就出了个主意说：“你们每个人表演一个节目，验证一下你们的身份。”马拉多纳拿作了一个漂亮的踢球动作，海关人员马上恭敬地说，“哇赛，好酷啊，尊敬的马先生，您请。”歌手一上来就幽默地说了一句，这一张旧船票是否登上你的客船？海关人员急忙拿出本子说，劳你的大驾，给我签个字吧。某领导一看急眼了：“那我什么也不会怎么办？”没想到，海关人员说，“走吧，走吧，就是你了，除了你还有谁什么也不会？”
这个不好笑，另讲一个。
再讲一个，还讲某领导？
还讲某领导。
有一年“三八”妇女节，全国妇联主任陈慕华邀请某领导即兴讲话：某领导有个习惯，讲话前，必须把稿子念三遍，可这次任务紧急，没来得及看，再说给妇女同志讲话也简单。某领导一上来就念到：“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是妇女同志的节，日妇女同志们都很高兴！”底下的一位女同志骂开了，这领导是个流氓。没想到她的话还没落地，某领导就念到：“括号，此处可能有掌声。”
这个比你刚才讲的那个有意思。接着讲。
有一年春节，某领导到北京京郊一个精神病院看望精神病人。表示一下党和政府对精神病人的人文关怀。院长接到通知后，心里没底，万一病人犯病伤了某领导怎么办，召开院务会紧急研究决定，给每个精神病人注射一支麻醉药。下午，某领导一行精神抖擞地来了，院长通知某领导秘书，麻醉药效持续10分钟。某领导讲话的时候，病人们一个个歪着脑袋，流着口水，听的津津有味。某领导高兴了，说，这不是很好吗，我讲话从来也没有人这么认真的听，那我再讲10分钟，这时麻药劲过去了，一个女病人醒了，嘴里嘀咕道：“新来的，傻B！”
还没等他讲完，我就笑得不可开交。胃疼。
你一笑挺好看。
黑呼呼的能看见什么，还好看呢。
真的，朦朦胧胧的，你一笑，你的脸蛮生动的。
“有一个人也这么说过，” 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回忆。
是你先生吧？
不，是我的初恋。
他怎么说的？
我有一次问他，我漂亮吗，他说不漂亮，丑吗？他说不丑，一般？他说不一般，你的脸一笑挺生动的
他是干什么的？
诗人。
后来呢？
没有后来。要讲起他的故事就长了，我给你讲笑话吧。
两个乡镇干部到下乡去，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创收。在一个名叫人咬狗的村庄遇见了倔老头和他的倔驴。这时候，倔老头把倔驴拴在一棵树上。毛驴正好咬伤了树皮。两个乡镇干部就走上前去对倔老头说，毛驴咬伤了树，罚款50元。倔老头一生气，抬起脚就给了毛驴一脚，一边骂到：你这个倔驴，你以为你是乡镇干部呢，想吃谁就吃谁呢，毛驴挨打，疼得四只蹄子乱崩，倔老头一看更生气，你这头倔驴，你吃完还想跳舞呢，又上去给了毛驴一脚，毛驴疼的大叫起来，倔老头又骂开了，你这个臭毛驴，你跳完舞还想卡拉OK呢？上去又是一脚，毛驴疼得大汗淋漓，倔老头又骂开了，你这个臭毛驴，你卡拉完还想洗桑那浴呢，上去又是一脚，倔驴疼的卧在地上，倔老头又骂开了，你躺在地上不走，你以为你是乡镇干部呢，还着等车来接你呢！
他哈哈大笑说这个故事蛮有意思的。可以称做是小说话小品了。
你好像很喜欢用有意思这个词。
有意思这个词本来就很有意思。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讲课时提到每一个作家，夸他们的话都是三个字，不得了，我们就叫他“不得了”老师。
你上车时，我看见你带个琴匣？
是一把二胡。
你会吗？
好像会。民族乐器我都能来两下。”
真的，你专门学过吗？
我那有那运气，插队时，百无聊赖的时候，就呼啦几下，当时，我们村上有一个人二胡拉的蛮好的，我跟他学的，也算是有名师指教了。我的二胡拉的蛮专业的。
我也喜欢听二胡，我不懂音乐语言，有时候觉得音乐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江河水》，觉得有一个人和你一起哭，心理上就得到一种安慰。
你的感觉很好，音乐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抚摸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记得有一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全世界人都背叛了你，音乐也会固执地守在你的身边。我插队的时候，日子过得蛮苦的，要不是有音乐伴着我，我都不知怎么熬过那漫长岁月的。
我忘了问你，你刚才看得是什么书？
《圣经》。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读《圣经》？
简单的说，了解西方文化读《圣经》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除此以外，它可以使人类灵魂的沉沦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救赎？
挺玄的，
不玄。比起中国的老庄哲学，我觉得它更入世一些。当然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看看。
现在几点了？
“你猜？”
赢钱？
不，弹奔头。
1点零5分。
12点55分。
不对，现在1点半了，你错得多，你输了。
他作出一副要狠狠弹我一下的架式，把我的头发轻轻地捋上去，虚张声势地说道：“准备好，我要弹了”我闭上了眼睛。他却轻轻地吻了一下，而我只是感到一滴凉凉的水滴滴在我的额头上。
我要下车了。
你知道这会儿我想什么吗？
说。
我希望火车出事。
别瞎说，我要下车了。
你会和我联系吗？”
肯定。
你不会骗我吧？
不会，你相信我。我快要下车了，我下车后，你头朝那头睡，把你的包带套在胳膊上。”
“我们还可以再见吗？”我又问他一遍，
当然。我说过了，肯定的。
他象大人哄小孩似地在我头上拍了一下，但很轻，我几乎没有感觉，似乎像羽毛在我的头上划了一下。
“你真是个小孩子，这本《圣经》送给你吧，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读一读吧，或许能给你一些启示。”
他转身走了，我真的象个孩子似地爬在窗户上，脸贴着车窗玻璃，看着他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夜之中。
回到北京，一直没有他的音信，有几次想给他打电话，可话筒抓到手里又放下，想想算了，也许这是我人生中一个最美好的梦。就让它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吧。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就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那个小姐用甜蜜的声音问我找谁，我说找罗教授，她说罗教授走了，我问他走哪里了，她很奇怪，又说，她不是出差了，是走了，我还是不懂，他到底走哪里了，她看我那么懵懂，只好很直白的对我说，他死于一次列车脱轨事故。我蒙了，难道真的让我给说准了。下意识的问道，什么时候的事？她说两年多了吧，不会吧，两个月前我还见过他。对方在电话中大叫了起来，见鬼了，还没有等我醒过神来，她就把电话挂了。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段火车上的艳遇，竟然演绎成了一个鬼故事。我不能相信、恍恍惚惚。
每天上网，我还是忍不住想给他发个电子邮件，一时想不起和他说点什么，就抄了《廊桥遗梦》上罗伯特写给弗朗西丝卡的几句话发给他：
“在一个混沌不清的宇宙中，这样明确的事只能出现一次，不管你活几生几世，永不会再现。”
以后的一段日子，我每次上网就把这个同样内容的邮件重发一遍。
几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一个电子邮件：
尊敬的女士：
我在我丈夫的信箱里，收到你同样内容的邮件许多封，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告诉你：我的丈夫在1997年7月9号从武昌开往广东湛江的416列车的脱轨事故中不幸遇难。你不要再给他发信了，他已去了天国。我不想知道你与他的故事，也不想知道他在生前是否伤害了我，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离开了我们，我和我的女儿永远怀念他，相信你也会。
1999年7月9日
读到这里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找到了当时报道这次列车脱轨事故的所有报刊，我在字里行间寻觅着他的信息，我深深的记住了那个不引人注意的名字：茶山坳，我竟然发现，我和他说希望火车出事的那个地点，根据火车时刻推算就在附近。
在两年前我们相遇的那个午夜。
他到底是否出现过，成了永恒的问题，我的思绪始终无法释怀，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存在过，因为有一天我觉得自己也不见了，在空地上只留下长长的影子，不知道是我的，还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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