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福报"

                        爸爸的“福报”

那年，我考上中专，前来报喜的竟是一个叫吴婆婆的小脚老太。

我家住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院子里。环抱着院子的大岩石和岩石上那密密麻麻的竹林为小院挡住了一部分阳光和风，那里就成了一块冬暖夏凉的风水宝地。小院旁边那块巨大岩石下面近200平米的岩洞，成了夏天全队社员的“避暑胜地”。记得当时生产队的很多会，都是在那岩洞里召开的。即使不开会，一到夏日的中午，社员们也会搬个小板凳或扛块小木板到岩洞里歇凉，一边吹龙门阵一边等待队长出工的哨子吹响。

那天天气特别热，光着脚走在石灰坝子上能听到脚被烫时滋滋儿的响声。看着外面火辣辣的太阳，队长迟迟不忍吹响出工的号令，想等太阳温和一些再出工。就在大伙儿龙门阵摆得正起劲的时候，岩上吴婆婆那尖细的声音响起：“武碧武碧，你女儿考上了”。或许是由于欣喜激动，那声音听起来有些发擅，有些沙哑，但这是至今为止我听到过的人间最美的声音。

在那个年代，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跳出“农门”，走出栽秧割谷，砍柴挑炭、挑水挑粪的苦日子。吴婆婆尖细的喊声不亚于一个响雷，洞子里顿时沸腾了。“哎呀，不得了啦，我们村出秀才了”、 “哈哈，还是个女秀才！”、“老王家祖坟算是冒青烟了”。当时人们把中专、大专与历史上的学历相比，认为中专就相当于秀才、大专就相当于举人。我是我们公社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出去的第一个中专生。我被考中秀才的喜报，让多年在村里受到政治挤压的爸爸妈妈特别长脸。我总感觉那天以后，爸爸的背伸直了，妈妈走路的声音也由原来的嗒嗒嗒变成咚咚咚！特别地响。

我能考上中专，吴婆婆倾注了大量心血，难怪老人家一得到消息，就迫不及待地拄着一双小脚冒着酷热亲自跑到我家报喜。

由于家庭历史不清，我从初中开始就被学校拒之门外。好不容易托人走后门到一个学校当旁听生到初中毕业，我又面临失学。一位好心的老师看我学习成绩不差，千方百计到天城中学帮我弄到一个旁听生的名额。所谓旁听生，就是无学籍，不享受学校对学生的一切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的学生。好在那位帮我的老师在学校有些面子，我除了不能入团参加团组织活动外，其它都与同学们一样。

那天，我进学校遇到的第一个校方人员，就是这位吴婆婆。

吴婆婆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专职保姆”，她给很多老师家带过孩子。一是因为她爱孩子，自然带得好，孩子交给她放心。二是老师们可怜她，想给她一个能养活自己的机会，所以70多岁了，她还能留在学校继续当保姆。当时她在给教地理的梁老师家带孩子。

吴婆婆在校门口看到我，就问：你是武碧的女儿？跟你妈妈长得真象，跟我来吧。她带着我到学校各关口完成了入学的所有手续，然后把我送到寝室。

我们的寝室是一个不足10平米的小房子，里住了8人。寝室里没有床，进门的左右两边铺着地铺，中间有一个三尺来宽的过道。被子和装衣物的箱子都放在靠墙的一边，米呀碗呀书呀等物件也都放依墙放着。我是最后一个住进去的，睡在进门的第一个地铺。每个同学进出寝室都要从我脚边走过去，半夜上厕所的同学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我的脚。

生活条件的简陋倒不是问题，因为在家里住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每天晚上九点钟就要熄灯，让我这个爱读书的人十分郁闷。每天熄灯后我只能捧着那些借来的书在厕所门边的路灯下苦读。因为可能第二天，书就要还给别人。冬天里，那门口的风特别刺骨，我拿书的手是要换着呵气来取暖的。

那天，我正在路灯下读一本记不起名儿的书，被半夜起来上厕所的吴婆婆看见。她心疼地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手心里搓着，一边嘀咕：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得想办法。

后来，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做通了梁老师的工作，把我安排到老师家的厨房里去住。

那厨房其实就在我们寝室楼下。由于长期用作厨房，做饭又都是烧柴条，那屋顶已被熏得黑里透着油亮，屋里那颗唯一的电灯布满了灰，上面还结了一圈蜘蛛网。屋子对着门的是灶台，进门的左手边堆放着准备运回农村老家做肥料的柴灰，柴灰里还掺和着尿，那是夜里小孩不方便到厕所去而用痰盂接了倒在灰里的，这样可以增加灰的肥力。我的床就安放在那堆柴灰的旁边，床的一只脚伸到了灰里。我都纳闷了，当时那屋里应该是很臭的，但我至今回忆不起那种臭，倒是那成群的蚊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每天半夜都会被蚊子咬醒，第二天早上到教室，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大新新旧旧的包，有调皮的同学们叫我“麻子妹儿”。

不管怎么说吧，我总算是住上了单间，可以任性地看书看到深夜甚至天亮。而搬到单间来最大的恩惠是每天晚上可以吃到一碗吴婆婆新手做的连汤饭。

那时当学生，冷和饿是最难熬的。每周，家里给我提供三斤左右的米或麦子面或包谷面。这点粮食和着红苕一起对正长身体的我来说也就能吃个半饱。所以，那时“吃饱了撑的”这个词想都没人想得出来。特别是晚自习下课，那种饿，绝对地搜肠刮肚到睡着为止。实在忍不住了，就用白开水泡咸菜来充饥。

住上单间，我就象是见到了解放区的天。每日三餐，吴婆婆把老师家的残汤剩饭都收集起来，等我晚自习要下课的时候，她老人家就会把它们放锅里煮一下，放几叶青菜做成连汤饭，然后等着我回来享用。每天晚上能有一碗冐着热气，飘着油珠的连汤饭在等着我，那种幸福我都没舍得向同学们说起过。

高中毕业后，我专门去看望吴婆婆，说起这段往事我免不了再次千恩万谢。吴婆婆说，不用谢我，要谢你去谢你爸爸好了。我对你好，全是因为你爸爸当年尽力关照我们，我是在报你爸爸的恩啊。

于是，老人家讲起了我爸爸和他们家的一些往事。

早年吴婆婆在一个庙子里当尼姑。解放后，庙被拆了，她被迫还俗嫁给一个老单身汉为妻，当时她已经40多岁了。

三年自然灾害给大家最大的记忆也是饥饿。没有食物，年经人填饱肚子的办法相对多一点，对于体弱多病的吴婆婆两夫妇，似乎只有坐着等死的份儿。当时我老爸是大队的粮食保管员，掌管着全大队2000多号人的口粮。在粮食的搬进搬出中，地上少不得落下一些粮食颗粒。每次搬运完，老爸就把那些掉在地上掺了沙子不能入库的粮食扫起来，送给仓库旁边的吴婆婆家。老俩口就着这些粮食加些菜，度过了那些饥荒的岁月。

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一直在享受着爸爸的善举给我带来的福报。

别以为有一个当粮食仓库管理员的父亲我们家就可以占光有吃不完的粮食，想都别想！我们生产队有一个砖瓦厂，每月卖出的砖瓦都是爸爸到对方单位去结帐。有一次爸爸去城里为生产队结帐回来，饿晕在路上。人们救起他时，他怀里还紧紧抱着生产队的几百块砖瓦款。我的姐姐因为饿急了，与小伙伴们到生产队的糖厂里抢刚出锅的糖渣吃，被一个工人不小心把滚烫的糖水溅到头上，生生地被烫掉很大一块头皮，至今都长不出头发来。

后来，我把吴婆婆讲的故事拿去向老爸求证，并问：“爸，当时你手握那么大的特权，怎么就没想到给我们姐妹们带回点粮食，让我们少挨点儿饥，让我也多长点个子？就是那地上扫起来的粮食拿点回来也好啊。”妈妈抢过话头说：“他是党员呀，冒充积极噻”。爸爸照例不说话，笑咪咪地看着远方，算是默认，也算一种表态，那是他要把一条路走到底的笃定。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已经“冒充积极”冒充了快一辈子了。对此，我们也早已习惯了。